2012

做中學與創新思考

做中學與創新思考

陶振超  2012/05/14

    「傳播基礎寫作」應該如何教?這是全球傳播與新聞相關學系,甚至擴及管理、語言領域,不斷思索、但仍無解答的議題。傳播基礎寫作的課程結構,應該如何規劃?課程形式為何?什麼是適當的教材?作業是否為不斷的寫作與檢討,而不考慮其他方式?進一步,授課教師除研究專長符合外,本身是否要有豐富經驗?部分媒體認為,由目前第一線的專家教學,成效會更好,是否合理?

    「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似乎是針對上述議題目前最普遍被接受的答案。因其至少有三項特點,被視為對學習者幫助最大。第一,強調「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採訪寫作是程序性知識很好的例子,很難透過文字清楚、明確陳述,僅能透過實作、而非講授傳遞。第二,學習要在真實「脈絡」(context)中進行。例如,在記者會、個人專訪、運動賽事或災難等不同現場,要採取不同行動。脈絡中隱藏了許多線索,是驅動特定行動的條件,這些構成了程序性知識。第三,凸顯「問題解決」的重要,特別是如何理解問題、形成所謂的「問題表徵」(problem representation),及如何搜尋、產生「解決辦法」。例如,面對一個不斷迴避問題的採訪對象,應該如何回應。問題表徵相當程度影響了解決辦法,兩者的建立及之間的關係也是程序性知識的一環。

    然而,對大學、高等教育來說,隱隱覺得只採用做中學的取徑似乎仍然不夠。因為面對知識與教育、技術與訓練之間的分野,做中學好像傾向後者。知識跨越時空的特性,和做中學時空緊密連結的要求,彼此之間好像互相衝突。回頭重新檢視,做中學過程中思考(thinking)與實作(doing)之間的循環,及更深入的通則化(generalizability),是否被遺漏?做中學過程中引發的持續改善、甚至創新,是否被忽略?將這些觀點納入考量,是否可以引導課程規劃、課程形式、教材、作業等的改變?

    傳播基礎寫作,對交大傳科系來說,本身就是一項持續做中學的計畫。每年《新客家人群像》的出版,促使我們不斷在思考、實作、檢討、創新中循環。大學所要的改變,應該是質變,我們也以此自我期許。

記者 陶振超
記者 陶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