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確幸在台灣

戴淨妍 文  2017/10/15

對筆者來說，在忙碌的日常中偷個午後吃甜點是小確幸。（照片來源／吳佩芸攝）

近幾年，「小確幸」在台灣蔚為流行。以其為關鍵詞在網路上搜尋，可以發現結果分為三類：商業產品、文化批評以及政府政策。「小確幸」為日本作家村上春樹在《尋找漩渦貓的方法》一書所提出，意味著「小而確實的幸福」。「小確幸」作為年輕世代的標籤，意外地受到台灣人喜愛，廣泛地被應用，形成了具有時代意義的文化現象。

小確幸的時代意義

「小確幸」作為台灣現今存在的文化現象，引來諸多批評。以作家張系國的文章《台灣人最愛的小確幸，根本是最自私的想法》為例，文中提到：「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如果只希望得到小確幸，什麼大理想都不敢談、不願談，最後就什麼確幸都得不到。」「在我看來，小確幸根本是不值得一談的觀念。」類似的言論在新聞、專欄文章中不勝枚舉，小確幸成為台灣不思進取、停滯不前的代罪羔羊，但是，它真的如此一文不值嗎？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當人類完成最高層次的自我實現階段，便能由衷地感受到幸福。「小確幸」的相反詞是大而未知的幸福，它們是相對的概念。在台灣，大而未知的幸福存在於八零年代以前欣欣向榮的台灣社會，到處可見小人物如何在逆境中打拼，最終成為一方巨擘的勵志故事，訴說著人人都有機會追求幸福的道理；而八零後的年輕世代，因為台灣社會種種經濟、政治的不公不義，失去了追求「大幸福」的機會，便利用「小確幸」來完成難以達到的自我實現。

小確幸是非常主觀的，每個人對它的定義都不太一樣。對村上春樹來說，「耐著性子激烈運動後，來杯冰涼啤酒的感覺」是小確幸；對筆者來說，在忙碌的日常中偷個午後吃甜點、看雜誌是小確幸。小確幸是對個人風格的彰顯。如果說存在主義是在工業革命後，鑑於個人意識形態在混亂的局面中消亡而提出的價值體系，那麼小確幸就是在八零年代後，因應新古典經濟學造成社會愈趨不公，為了反抗體制而形成的意識形態。

所以小確幸並不是那麼的一文不值，它提供一種人文主義的哲學思考方式，帶領年輕世代進行創意思考，反抗主流意識形態的宰制，走出一條與現今全球奉行的新古典經濟學不同的道路。如果放棄了人文主義，那我們又與人工智慧有何異？

小確幸的商業形式

小確幸在台灣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商業產品，在文化產品部分，規模小至一本書、一間私人工作室或是一場假日市集；大至一場大型活動、政府規劃的文創園區。「面對面看著彼此咀嚼食物，是最平靜最安心的時光。」魏如萱在〈你啊你啊〉一曲中如此唱到，即為歌曲形式的小確幸商業產品；而大型活動中最經典的案例則是曾經在2013年風靡一時的黃色小鴨，僅僅是擺在碼頭邊，就吸引了大批人潮湧入，帶動的周邊商機更是難以估計。

《新文創精神》一文中如此說明：「文創商品讓『創意』結合『文化』、凝聚『在地』，最後再帶動『商機』。透過這個有機的循環，他們不但可以號召更多人加入，而且事業發展的基礎反而更加穩固。」小確幸的商業產品在台灣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它將軟性的人文、創意帶進台灣的經濟體系中，賦予文化新的可能性。它是在地文化不容抹煞的一部份，也為台灣帶來經濟效益。

但小確幸的商業形式也包含了為人詬病的層面，筆者在這裡想談的並不是小確幸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內縮格局，而是小確幸作為「商品」在台灣已經被過度包裝。小確幸文創產業的形成本是希望能跳脫全球化之下西方知識架構對於「大幸福」定義的宰制，歌頌人文主義中的個人價值，但小確幸作為產品已經過度商業化，人們對於購買小確幸的商業產品流於麻木，為的只是掩蓋物慾的匱乏，距離彰顯個人價值的初衷越來越遠。

「我們都被包裝著前衛藝術名號的作品，因其媚俗與討喜被吸引，換來不求甚解的療癒，購買不知為何獨家的周邊商品。」許思賢在《天下雜誌》獨立評論中如此解讀人們之所以一窩蜂購買黃色小鴨的周邊商品的原因。黃色小鴨的現象讓人不禁詰問，購買小確幸商品的人們，究竟是否曾經思考過商品到底蘊含了什麼樣的文化、藝術價值，又或者它只是一個為了填補心靈空虛而形成的商品拜物教新形式？

小確幸的標籤化

小確幸這個名詞也被賦予了政治意義，它從一個單純的文化現象轉變為政治名詞。以2014年的彈性放假制度化為例，行政院在官方網站裡明示：「主要著眼於連續假期可望刺激國內消費、帶動經濟成長，並可方便家庭團聚、規劃休閒旅遊。除了彈性放假制度化外，行政院也會持續推動產業升級、鼓勵企業加薪方案，讓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而蔡英文政府於過去一年來的各項政策，諸如一例一休、年金改革與前瞻計畫，也被形容為小確幸政策。由此可見，小確幸在政治領域上被在野黨、企業家、以及評論者定義為「不夠宏觀的格局」。

除了用來批評政府政策，小確幸也被施加在「年輕世代」身上，成為了繼「草莓族」之後年輕人的新代名詞。不論是政府或是年輕世代，只要被認為是「不夠宏觀的」便會被冠以小確幸的標籤。小確幸只是一種相對於新古典經濟學的思考方式，本身並不帶任何負面意味，但它卻頻繁的成為了批判年輕人與政府的詞彙，儼然已經被標籤化。這是一件極為可惜的事，因為標籤化讓大眾忽視了小確幸較為正向的文化、思想層面。

在這個經濟、政治不安定的年代，台灣人利用小確幸來反抗全球化下資本主義的強力宰制，成為再度找到個人意義的途徑，它是把雙面刃，帶來了好處與壞處，因此我們無法斷定它是否為正確的。但小確幸與大經濟並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如何在追求經濟成長的同時追求個人幸福，取得兩者間的平衡，正是時代給我們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