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商業化　是學校還是學店？

甘愷璇 文  2017/10/29

今年七月，反教育商品化聯盟（以下簡稱反教盟）列出「學店經營大學排行榜」，從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中各選出前九名，其中不乏多所頂尖大學，反教盟呼籲大學新鮮人除了看到名校光環外，也應注意背後是否潛藏學校為節省成本而影響學生受教權的隱憂。

2017學店經營大學排行榜。（圖片來源／反教盟臉書專頁）

反教盟表示其數據都是擷取自教育部網站公開資訊，從六項指標評估各大學商業化經營的程度，分別是生師比值、學生宿舍不足、刪減開課時數、大量不續聘無正職的兼任老師、經常申請調漲學雜費以及減少開課門數比率。透過此排行榜，反教盟指出台灣高等教育已面臨商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當學校成為學店

「學店」是什麼？反教盟成員謝毅弘受訪時表示，「學店」一詞其實存在網路世界已久，早先多指涉一些學生成績不好卻仍有大學可以就讀，進入大學未認真學習，大學淪為學生一手交錢、校方一手交學歷的交易商店，故稱「學店」。

謝毅弘認為，台灣近二十年開始出現「教育商品化」、「反高學費」等議題，而「學店」也變成泛指為營利而犧牲教學品質的大學，這就是「學店化」，正確說法是「教育商業化」。教育商業化漸漸成為全球趨勢，學生的受教權與教育理想也隨之受到挑戰。

前哈佛大學校長德瑞克．柏克（Derek Bok）2003年出版《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討論美國高等教育商業化的脈絡與利弊。德瑞克引用各方對「商業化」的解釋，廣義而言，職業課程增多、撙節大學開支都是教育商業化，為了明確定義以便討論，德瑞克認為教育商業化就是「大學內利用教學、研究及其他校園活動牟取經濟利益的作法」。

而美國在什麼背景下出現教育商業化？德瑞克指出，二次大戰結束，美國政府發現，科學技術在戰爭中佔有重要地位，而大學的學術研究可以幫助國家增強軍事力量，因此大量補助大學教育經費，促使美國在科學領域產生重大突破。然而，1970年代末，軍事力量不再是美國發展重心，取而代之的是經濟力量，國會開始削減大學教育經費，鼓勵大學與企業結合。1980年代通過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使大學可以為其研究成果取得專利並授權。於是各大學興起一陣推銷自家研究以求外界投資的風潮。

儘管美國大學因政府補助減少而必須自籌財源引起商業化趨勢，但德瑞克認為美國大學商業化的原因更多重，除了經費削減外，大學間的競爭、經濟發展需要科技帶動等都是教育走向商業化的誘因。

認識美國教育商業化的脈絡後，回到台灣，政府的教育經費是增加還是減少？教育部資料顯示，全國教育經費從2006年約4000多億到2016年成長至約5000多億。然而謝毅弘指出，名目上金額看似增加，但卻忽略國內生產毛額（GDP）與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的消長，事實上教育經費占每年國內生產毛額的比率並未提升。

政府教育經費概況。（圖片來源／教育部網站）

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比率。（圖片來源／統計處）

除了政府教育經費減少外，謝毅弘認為教育部的補助條件也造成教育商業化。台灣高等教育經費大致分為三種補助方式：常態型、績效型、競爭型。常態型指政府依各大學學生人數作統籌分配，績效型則是訂出效能指標評估學校是否達標，競爭型則像舉辦比賽，開放各大學競爭取得獎金，「五年五百億」便是一例。政府近來擴大競爭型經費比例，並強調研究成果的商業價值，導致各大學為取得補助而爭相推動產學合作。

當教育商業化逐漸普及，勢必對既有教育體制產生重大衝擊。而教育商業化究竟有何利弊？

提高效能　解放學術象牙塔

德瑞克在書中提到，學校引入企業作法管理，有助於整體效能的提升。企業化管理能精明計算人事費用、建物維修等支出，將省下來的錢投資在校內學術研究。此外，亦能建立一套嚴謹制度審視教授的工作品質，許多資深教授因享有終身職而易怠惰，相反地，企業主管因面臨競爭壓力與汰換風險，使他們懂得精進自己，追求公司最大利潤。因此，教育商業化不僅能有效節撙校務支出，更能提高教授教學品質。

德瑞克也指出，企業擁有的龐大資料庫與科技資源常是大學研究室所缺乏的，教授與企業合作，不僅獲得更多資源，做出的研究也更切合社會大眾的利益。教育商業化衍生的產學合作使學校更能與社會接軌，不再是與世隔絕的象牙塔。

商機凌駕學術　受教權遭損

儘管教育商業化為大學創造財源增加競爭力，德瑞克仍在書中提及商業化帶來的風險。當產學合作成為常態，許多研究因此成為商業機密，本應相互交流的開放學術圈，淪為人人在研究室閉門造車、唯恐知識遭盜取的競爭場域，學術發展不僅因此封閉受限，還會為了討好企業，只注重具市場價值的研究。

除了影響學術發展自由，謝毅弘認為，教育商業化也限縮學生的學習自由。當學校發現理組科系較有「錢」途，自然就會投資較多資源在理組相關的科系，文史哲科系能拿到的資源便隨之限縮。

校方重視理組相關科系，理組學生也不見得全然獲益。謝毅弘表示，他曾遇過一個材料化學系的學生，因為學校產學合作的對象是玻璃產業，導致他無法觸及材料化學系金屬、塑膠等其他領域的學習，而以玻璃領域為主軸。因此，理組學生雖能獲得較多資源，但學習領域卻仍為產學合作的對象所限制。

當學校以商業化模式經營，便易犧牲教學品質。學店排行榜的六項指標就是學校節省成本的結果。謝毅弘認為，兼任教師的大量解聘不只侵害教師的勞動權益，也損害學生的選課多樣性，唯有老師數量足夠，開課數量充足，學生也才有充分的學習選擇。老師的勞動權與學生的受教權其實是密不可分。

台灣教育商業化何去何從？

教育商業化並非一無可取，學校若能在維持基本教學品質的前提下，透過其他手段增加獲利以創造更多資源亦不失為一樁美事。然而，如果商業化現象失控，大學便不再是培育學生人格發展與傳授知識的殿堂，而是淪為由市場主導的學店。台灣教育商業化既然已經上路，政府與社會更應謹慎對待，避免其迷失方向。

首先，政府應制定更多教育商業化的相關政策，規範學校不能為節省成本而從學生受教權與教師勞動權開鍘支出。校方也應在追求盈餘之時，勿忘大學創辦之初心，大學不是為企業而創立的職前訓練所，而是教導學生獨立思辨，並教授市場不能衡量的無價知識的殿堂。此外，教師與學生應對教育商業化有更多認知，並能對其負面影響產生反抗意識。這不僅攸關大學生的四年，更攸關台灣教育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