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路上　對幸福的追求與幻滅

徐仟妤 文  2018/04/01

《幸福路上》是由宋欣穎所執導的台灣動畫長片，本片以獨特的女性成長視角，反映70～90年代台灣政治的變遷，以及在大時代中尋找自我定位的迷茫，用溫和的美術風格呈現專屬台灣的庶民記憶，可說是近年國產動畫最為大膽美麗的嘗試。

《幸福路上》劇照。（圖片來源／《幸福路上》Facebook專頁）

成長過程帶出的社會政治變遷

劇情以女主角小琪接到祖母死訊從美國回台作為起點，用時空交錯的手法從童年開始回憶她的人生。作為劇中的一個巧合，小琪的生日是1975年4月5日，正好是先總統蔣介石逝世的日子，對比背景哀戚的送葬人群，與小琪父母初見胎兒的喜悅，兩種情緒充斥著畫面，似乎暗指蓄積於台灣的意識形態矛盾正式浮上檯面，同時也揭示台灣民主進程的一線曙光，小琪的人生則注定與台灣解嚴前後波濤洶湧的政治變動有理不清的關係。

小琪走過了戒嚴後期、經濟起飛、民主化運動及921大地震等歷史事件。與伊朗裔導演瑪嘉莎塔碧執導的電影《茉莉人生》敘事結構相似，兩片皆以女性的成長過程帶出一個國家的政治社會轉變，也大量投射兩位導演的生命經驗。有趣的是，《茉莉人生》的主角瑪嘉生於有錢的知識份子家庭，而小琪則成長於藍領階級。比起往來人士皆為社會菁英的瑪嘉家族，小琪的成長環境更加貼近普羅大眾，也能夠接觸相對多元的族群，例如小琪的阿美族阿嬷，或講著流利台語的美軍私生子貝蒂。草根、多元，這樣的角色設定也許更加匹配台灣的歷史縮影。

小琪帶有幻想視角的敘事則讓故事的基調更加溫和且增色，睿智而豪邁的阿嬤靈魂更是貫穿整部劇的核心角色，騎著公雞來去自如扮演小琪的心靈導師。兩部電影同樣描述國家對知識分子的箝制，小琪的表哥阿文因閱讀禁書遭不當私刑，從此世界被剝奪了色彩，而《茉莉人生》中瑪嘉的阿努什叔叔最終因共產黨身分遭到伊朗政府處決。對比《茉》片的直白哀傷，《幸福路上》以較為童趣的方式，用小琪的幻想將表哥轉變為對抗邪惡勢力的騎士，減緩了現實的殘酷。

兩片皆以女性成長史作為反映當下社會背景，左為《茉莉人生》，右為《幸福路上》。（圖片來源／IMDB、《幸福路上》Facebook專頁）

貼近台灣語境的動畫嘗試

導演宋欣穎並非動畫科班出身，而是從記者轉換跑道就讀電影編導，因此無論是在電影定位或呈現手法都有十分大膽的嘗試。也許因政治系與記者的背景，導演對社會語境與台灣風格的掌握十分精準，除了對歷史事件的考究，在角色設定則拋棄日美式風格，換上一張張簡約但令人熟悉的五官配置：厚唇、扁鼻、身材圓潤的媽媽，穿著Polo衫踩著拖鞋的駝背歐吉桑，輔以輕柔的插畫風背景，建構出獨特而樸實的台灣眾生相。然而，台灣長期受到主流動畫審美影響，即使本片在美術風格做了諸多嘗試，大眾對此仍有十分兩極的反應。

相較於咬字端正的專業配音員，本片讓演員以接近日常對話的口條配音，雖部分兒童配音會有演技生澀的問題，但角色與聲音的契合度十分貼近觀眾的生活脈絡。其中讓人最為驚豔的是，經過刻意安排的配音演出，恰恰展現出時代背景中的角色定位。例如小琪歸國後要與同學溝通，發現自己母語已不夠「輪轉」的窘境，而同桌講著字正腔圓普通話的同學小胖，投入選舉後卻操著一口流利的台語。雖然配音表現值得嘉許，但部分技術與表現手法仍有待加強，撇除差異明顯的童年與少女時期，初出社會的小琪與回國的小琪，在時空的交錯的剪輯下難以分辨時序，動畫也有部分口型與配音對不上的狀況。有些橋段的台詞則讓人出戲，如貝蒂用來安慰小琪的「為母則強」，或阿嬤不斷強調「用心的眼睛看世界」，這些過於文藝、教條式的對話，突兀地蓋過電影好不容易營造的生活感。

此外，片中對台灣元素的處理十分細膩，小琪家紅色的大鐵門跟燈火通明的補習街勾起許多共同回憶，電影還特別購買小甜甜卡通的版權音樂。但有時過度強調的懷舊元素，卻也間接模糊劇情焦點，讓不少人看了預告產生賣弄時代記憶等先入為主的想法。同時這也產生客層混亂的問題，不同於相似時間上映的《小貓巴克里》主打兒童市場，《幸福路上》的主軸為70～90年代的社會光景，這一代的部分中年人仍保有「動畫是給小孩看」的社會偏見；與蔡依林合作的主題曲雖是動畫產業的一大突破，但以社群與新媒體為主軸的行銷模式，觸及的反而是共同記憶較少的90年代後，導演也在受訪時坦承，網路宣傳的效果很好，但實際進場的觀眾卻不多。

停著摩托車的騎樓、牆上的電度表以及公寓的紅色大鐵門，組成令人熟悉的台灣街景。（圖片來源／《幸福路上》Facebook專頁）

對幸福的追尋與幻滅

「什麼是幸福？」是貫穿全片的大哉問，故事各階段的角色都在追求幸福的路上跌跌撞撞，小琪在升學主義的催化下難以找尋自我，到美國試圖開啟新生活仍陷入死循環，與美國老公的婚姻更是同床異夢；回台發現母親不斷在冰箱裡囤積食物，彷彿暗示父母日益空虛寂寥的心靈。而小琪的童年好友許聖恩雖成功做了黑手頭家，成為經濟起飛時代的台灣夢代表，卻在921大地震不幸罹難。人生的無常與難處隨著小琪慢慢長大，赤裸地攤在觀眾眼前。

劇中呈現的921地震。（圖片來源／《幸福路上》Facebook專頁）

對幸福的追求同時充滿政治隱喻。「我以為這次就能夠幸福了。」，兒時玩伴貝蒂面臨生活窘況時脫口而出的話，電視播放的卻是陳水扁二度當選的畫面，似乎影射政黨輪替並未帶來較好的社會環境。發現崇拜的阿文表哥竟對911事件做出：「多行不義必自斃」的結論，並藉事件上位成為新的既得利益者；除了對民主期許的幻滅，小琪與美國老公關於聖誕燈的對話，暗示兩人分別處於生產鏈兩極，讓他們的感情注定擁有無法互相理解的部分。小琪破碎的美國夢，則暗示台灣人民急於尋找國際定位、無法正視自己價值的茫然。

小琪與阿嬤的人生對話。（圖片來源／《幸福路上》Facebook專頁）

最終《茉莉人生》的瑪嘉因教育與性格不容於革命後以宗教箝制人民的政府，被迫永遠離開伊朗；而小琪則決定與老公離婚，重新回到生長的土地。如果說《茉》片是試圖抓緊逝去美好的一瞬，本片則是讓小琪學習在當下與生命的不完美共存，並重新看向前方。電影的最後小琪在電視上看著318學運的轉播，彷彿預示下一代仍須面對相同的命題。但在鳳飛飛的祝你幸福歌聲中，她與家人的開心合唱為故事畫下了句點。

或許本片對幸福無法給出一個完整飽滿的答案，即使傷痕累累仍不斷追求幸福，恐怕是這片土地上芸芸眾生的縮影，也是具有混亂認同的台灣社會投射。即使生命不盡人意，但正如小琪阿嬤所說：「吃得飽就是幸福啦。」，但只要還活著，我們都有權渴望更美好的未來，在尋找幸福的路上走得長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