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黑蘭禁忌　限制的情與慾

記者 李沛榆 文  2018/09/23

夜幕降臨，車在馬路上行駛著，廣播節目正按時播送：「全能的神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創造了女人的鼻子，使其完美搭配頭巾的佩戴」，電影以此為開頭，諷刺地敘述著伊朗社會中普世的男性價值，為劇中三個悲慘德黑蘭女性的故事拉開了序幕。在伊朗這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貞節」尤為重要，「性」與「女人」則是禁忌。檯面上，人們似乎恪守教義，但內心最原始的慾望卻暗潮洶湧，一個又一個問題也因此接踵而來。本片由伊朗導演阿裏•蘇讚德的首部作品，一推出便成功入選坎城影展影評人週。  

父權社會  逃不出的沼澤 

電影前段採用真人拍攝，後期則將畫面轉以動畫呈現。採用此拍攝手法最根本的原因，其實是政治層面的考量，更令人感慨的是，這部本土導演的作品至今仍未曾在伊朗的影院上映。導演特以陰鬱的色調詮釋故事，觀影過程則一直壓抑在電影沈重的氛圍中。大量的人物特寫畫面，如：為了生計出賣身體的Pari，在進行「交易」時臉上的五味雜陳；無法說話的兒子，在母親工作時的冷眼旁觀；Pari入獄探望吸毒被捕的丈夫，企圖與其離婚時，遭受的無情拒絕；想要訴諸正義，卻因沒有丈夫的離婚許可，遭到法官駁回的冷漠；當Pari為了離婚，提出「願意做法官情婦的請求」時，法官那邪惡的一笑。一幕幕特寫鏡頭赤裸裸地揭示了德黑蘭黑暗，直接而深刻。

電影在畫面取材上也是別有深意，法院鏡頭內清一色的女性畫面，揭示著女性想要伸張正義，卻無從解決的困境。在伊朗，女性永遠沒有拒絕的權利，男人操控著她們的生活。牆上「伊斯蘭革命法庭」似乎顯得特別可笑，希望被「正義」保護的弱勢，卻得不到社會沒有任何力量的支持，此設定也為故事增添悲劇性。「法庭」應是正義的象徵，但現實卻利用司法的威權與壓迫進行反撲，十八個月的苦苦請求，終究敵不過出賣肉體的承諾。法官的承諾看似為顛沛流離的母子帶來更好的生活，其實只是利用職務之便，隻手遮天，滿足一己私慾。真正的殘酷源於生活中的不平等，偽善的父權體制令人十足厭惡。在這個權力不對等的世界，女性仿彿只是男性操控的棋子，即使如飛蛾撲火般想要掙脫束縛，掙扎也只是徒勞。

自由與放縱  無法承受的後果

Babak是個一心想要成為音樂人、搞前衛音樂的男大生，但即使身在父權社會，他的存在也是一種禁忌，因爲他所持的信念與傳統價值背道而馳。剛開始，我疑惑於導演如何將一男性角色變得悲情？因為在伊朗，即使男性上了斷頭台，仍有被釋放的機會，若在最後將他賜死似乎少了點震撼性，最終的結局藉由劇情一連串的鋪陳，變得有跡可循，同時也耐人尋味。

在藥物的刺激下，Babak與萍水相逢的女子Donya發生關係，一夜的激情卻令日後的他陷入無盡煩惱與糾結。當Donya向Babak要求重建處女膜手術的醫療費用，天價的手術費令Babak選擇逃離德黑蘭。即使透過Pari籌足了錢，想到自己後半身為了償還債務，要過著更為不濟的生活，他成了不負責任的懦夫。這個選擇雖然自私但卻可被預見，因為即使身為男性，Babak依舊是極權下的一顆棋子，不被接納、有志難伸，留在德黑蘭的痛苦令他無法承受。導演以他過去的經歷，刻劃出「德黑蘭」的細緻與殘酷，彷彿運用電影傳達心中所思：封閉、壓抑的統治已使人們絕望，「離開」是人們微弱的吶喊。看完電影後，便會發現Babak的結局其實仍帶有希望，畢竟在任何事物面前，生命永遠是最重要的。離開後迎接他的，或許是更為自由的天空，代價卻是無盡的良心譴責。

Babak離開了，Donya卻沒那麼幸運，與Babak的一夜狂歡後失去處女之身，所有的幻想化為泡影，因為在伊斯蘭的世界，「貞操」甚至大於性命。

豪門生活  最大的悲劇

Sara是Pari的鄰居，好似籠中鳥的她，行為時時刻刻被檢視，唯有循規蹈矩，做出符合丈夫、婆婆期待的行為方能生存。這正是德黑蘭社會的縮影，女性無時無刻被審視著，只能一直卑躬屈膝、保持「討好的姿態」：Sara即便不喜歡，卻總是要和顏悅色地附和著婆婆；沒有丈夫的同意，讓她只能放棄工作。電影中多次出現的「飛翔鳥群」是她的心中的渴望，但「困在電線桿上的風箏」才是她真實的寫照。為了金錢需要出賣身體的Pari竟令她感到羨慕，因為Pari在行動上是自由的。

一通在酒精作用下、玩笑似的通話，令Sara的生活產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天酒醉後，Pari和Sara玩笑似的打了一通「勾引電話」給清潔工。那夜，清潔工在約定地點苦等無果，盛怒下揚言將事情公諸於世。我常想：為何簡單一通電話能引起如此軒然大波？仔細想想，這個看似玩笑的行為，其實觸犯了「禁忌」—女人永遠不能戲弄男人，即使對方的地位是如此的卑微。電影進入尾聲時，萬念俱灰的Sara，穿著丈夫為腹中孩子製作的風箏，縱身一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看似美滿的生活實為劇中最大的悲劇，她的死亡也將觀眾的情緒推向高潮。

當所有不幸交織在一起

電影中的三位女性（Pari、Donya和Sara）各自面對命運中的不幸，當導演將所有情節交織在一起，沈重感頓時加重。雖然三人所追求的不盡相同，但同樣地走向了悲慘的境遇。在角色選擇上，導演設定了三種身份：「未婚」、「已婚」與「將離婚」，以處在不同人生階段的三位女性的面貌，企圖還原德黑蘭女性的整體現況。她們雖然身份不同，卻仍相互相扶，相反的，「高高在上」的男人只剩虛偽：Sara的丈夫背著懷孕的妻子與別的女人發生關係，卻始終無法原諒妻子的「那通電話」；公公眉飛色舞的看著艷舞，但在有人進門的瞬間正襟危坐，將頻道切換成新聞。所謂的「禁令法典」其實只適用於女性，在男人面前形同虛設。

用電影發聲 嚮往自由新時代

《德黑蘭禁忌》在敘事手法上並沒有太多創新，以最直截了當的方式，抨擊整個荒誕的社會。導演戳破了教義籠罩下的假象，顯露了傳統禁錮與自由思維沖擊下，危機四伏的社會：嚮往自由的人備受「保守」壓抑，同時也被那些依靠宗教和父權的偽善人士，推入另一個深淵。性交易、毒品泛濫、黑市行醫則是悖論中衍生的社會亂象，德黑蘭儼然成了表面虔誠有序，實則墮落腐敗的人間煉獄。電影大尺度地描述伊斯蘭性別歧視及道德禁忌，三個女性的荒謬命運令觀眾得以一窺伊朗女性「被限制的自由」；對白除了串連前後劇情，更是對社會不公正的直白控訴；諷刺的片名彷彿是無盡的吶喊，令人震撼之餘，更多的是心疼與遺憾。

有些人覺得導演在劇情設定上用力過猛，與同樣以女權議題為主軸的印度電影《我和我的冠軍女兒》相比，後者的結局較令人滿意，因為電影中一直保持著正向的態度，藉由抗爭，最終使女性成功獲得應有的權利；而在《德黑蘭禁忌》中，導演好似只有「於事無補的」傳遞絕望與悲情，唯一的希望象徵便是「離開」，但能獲得此結局的人終究是少數，使得電影消極而黑暗。不過，我認為這只是結局的不同切入點罷了。電影作為傳播媒體有著巨大的影響力、甚至足以撼動整個世界，以此為判準的《德黑蘭禁忌》是成功的。在電影上映前後，伊朗女性在建國38年後，首次被允許進入體育場觀看比賽。無論這個改變是政治宣傳的把戲，抑或是搪塞國際「性別不平等」的批評，都是在性別平權抗爭中舉足輕重的里程碑。無論箇中原因，身為觀眾的我們，真心希望電影中的悲慘女性成為絕響，現實中悲劇將不會繼續上演。

縮圖來源：金馬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