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軍方黨力，告密者在當時也是被國家遣派的自由殺手。例如當方芮欣的父親被收押，母親卻動作流利地收拾酒瓶，並掩不住喜悅的說出她是何等期待這一刻的到來，那癲狂的表情，興奮的語氣，與前面受到丈夫施暴卻忍氣吞聲的無助形象有著極大的對比，原以為處於弱勢的角色，在被逼迫之下，也會以「告密」讓威脅消失。這樣的反差，也許是想透過帶給觀眾的震撼感加強陰險的氛圍與恐怖的效果，然而，對我來說，她之所以選擇背叛自己最親密的人做為唯一的解脫方式，難道不是因為受國家的「慫恿」嗎？畢竟「檢舉匪諜，人人有責。」，既然自由的權利掌握在國家手裡，也許只有做國家喜歡的事，才有機會得到它的認同，換來一點點的救贖。

方芮欣的父親被妻子告發私收贓款，因而遭憲兵收押。（圖片來源/返校官方臉書粉專）

「國家會感謝你的。」簡單的一句話，成為當時人民受打壓最有力卻最諷刺的解釋。從這句話能感受到，當時的自由，強迫由政府「終身保管」，而自己還可能隨時在「被消失」的名單上。因此，自由是什麼模樣，沒人知道，因為下一刻自己會在何方，才是更應該優先擔心的事。

現在習以為常的這一切 當初是怎麼來的？

若結局的最後停留在方芮欣的靈魂隨著自殺而消逝，而魏仲庭也因遲遲不肯招供而被處刑，那麼《返校》也將只是成為擁有歷史影子的恐怖電影而已。

然而，劇情的最後，方芮欣承認自己所做的一切，勇敢面對過去，並幫助魏仲庭活下去，而他也堅強的背負起希望，最終等到自由的到來。其實這一幕在我心中的意義，遠比電影中表面想呈現的，讓兩人各自有個「美好的結局」還要更深遠──方芮欣與魏仲庭是虛構的角色，然而歷史上的犧牲卻是真的，而正是因為有「犧牲」與「留下」，自由與幸褔的樣貌才越來越清晰。其實，身處於現在社會中的我們誰不曾當過方芮欣或魏仲庭？我們生活中經歷大大小小美好、幸運的事，都可能是別人犧牲換取而來，倘若我們本身不幸成為犧牲者，有何嘗不是幫後面的人爭取多一點點的希望呢？

「讓統治者不敢講的歷史，給大家知道。」白色恐怖事件的真實受難者張常美曾透過新聞平台向大眾訴說的這句話，彷彿也是導演徐漢強的心聲。在他的鏡頭下，恐怖與驚悚的各種意象與情節都是配角，也不描述敏感的政治因素，而是讓我們更清楚的體會，當知道真的有這些人存在於現實中，那種對內心的衝擊有多強烈，相比之下，電影中的詭譎、壓迫、血腥的折磨與凌辱也許已不算什麼。台灣的電影少有探討參雜政治因素的時代劇情片，然而徐漢強曾在新聞訪談中說到：「這是屬於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如果我不拍，就沒有人拍了。」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一切，卻是過去那些曾為時代犧牲、受傷的人們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希望，對他們來說「自由」是終於被治癒的傷口，即使疤痕還在，仍對現在的民主世代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