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創傷到療癒　 促轉會委員彭仁郁

記者 楊詠嵐 報導  2020/05/24

走進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辦公室內，就見到彭仁郁帶著溫暖的笑容出來招呼。眼前笑容滿面，談吐溫柔又富含知識的委員，娓娓道來她從孤僻到變得堅強的生命經驗。她在求學過程曾面對老師的霸凌，之後在博士班研究家內性侵創傷。而今，彭仁郁到促轉會，成為接手國家集體暴力創傷的心理專家，她的生命似乎與「創傷」與「療癒」脫不了關係。

促轉會與沃草舉辦轉型正義教育黑客松。（圖片來源／彭仁郁）

面對師長欺侮　需要一群少女

「生、死、人活著的意義，這些都是困擾著青少年的議題。如果在童年期間有受到一些創傷，青少年時期對這些議題就會更加深刻。」談到自己的成長，彭仁郁提到了自己也曾有過創傷經驗。而這些經驗到了青少年時期，讓她成了一個極度孤僻、整天埋首於書堆的人，不太管別人在做甚麼的她，跟外面的世界總是有距離。

國中升高中的時候，因為想離開家的理由，原本應該要考新竹聯考的彭仁郁，瞞著大人報名了台北的聯考。家住在鐵路旁的她，每天從家裡往外看火車南南北北的開著，心中就夢想著要去台北。「鄉下小孩總會有一種想像，好像到了都市以後，生命可以開啟不同面向。」

考上了北一女中，到了台北卻是幻滅的開始。她發現都市小孩嘴裡所談論的東西很不一樣，原本就有些孤僻的她，因為跟不上別人的話題，因此又陷入了一個更孤絕的狀態。「現在來看，當初可以說是得了憂鬱症，可是那時侯自己沒有感覺。也因此休學了一年。」回到校園之後，很不巧地又遇到歧視休學生的老師，在她正要再次休學的時候，她接到了一通又一通同學的電話。「因為我很孤僻，在此之前我從沒有感受到同學很關心我。」那時候的他就想著，被老師欺負沒有關係，但她不想辜負了同學對他的支持，最後也成功從北一畢業。回想一群女高中生聚在一起，鼓勵在班上總是很孤僻的她回到校園，彭仁郁笑著說整件事就是一個奇蹟。
 

拯救生命的國文課

高中在一個混亂的狀態下，想讀好書肯定不是那麼的容易，以至於她考不上自己心目中的第一志願──臺大心理系。而生活的混亂延續到了大學的生活，她的大一國文被當掉，被迫暑假重新修課。但當時的彭仁郁沒有想到，她會因為暑修而遇到拯救她一生的教授──楊晉龍。

楊晉龍是中央研究院（簡稱中研院）的研究員，只有在暑假的時候來到臺大兼課。在某一次的因緣際會下，偶然知道這個滿口台灣國語，非常有「江湖氣」的國學專家，是一個曾經混過黑道，還曾拿西瓜刀砍人的人。「我那時看見他，才了解到原來一個曾經掉落到底層深淵的人，生命能夠擁有這樣的反彈力道。」看到楊晉龍的人生，開啟了彭仁郁對人生可能性的想像，對自己有多一點的野心。在此之前，彭仁郁想像她此生最好的境遇會是：在一間公司當一個小秘書，就此渡過一生。而原先成績低落的她，也因為多一點的野心而發憤圖強，順利地轉到心理系。也因此才有了赴法讀博士，並且擔任促轉會委員的彭仁郁。
 

法國求學經驗帶來的改變

為了成為精神分析師，彭仁郁赴法國就讀巴黎狄德羅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 Paris VII）心理病理暨精神分析學博士。精神分析的重點在於，當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來看人受苦的狀態時，不會立刻說這是一種「病」，而會找到症狀為什麼會用這種方式表達與到底試圖說什麼。「那所以精神分析在討論受苦狀態的時候，他一定會有歷史的面向，人的生命史、家族史、國家史、甚至是戰爭史都可能會在這個人身上產生印記。」面對晦澀難懂的專業，彭仁郁總是很有耐心的解釋著。

而精神分析的訓練讓她了解到，創傷的形成絕對不是她自己一個人的問題，而是跟世界互動的結果，即個人生命史、家族史和社會史是互相交織的。在她的博士論文主題寫的是家內性侵，並用精神分析的方法，觀察創傷如何與環境彼此交互影響，而這部論文也讓她獲得了法國最重要的博士論文獎──「研究世界」獎。

在法國讀書的時期，是她真正開始去了解台灣歷史的一段日子。當她不斷地被問「你是哪裡人？」，她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奇怪的狀態中。從小的教育教導自己是中國人，可是那個瞬間卻又不覺得自己是；當時的她覺得說自己是台灣人又有點罪惡感，好像打破了什麼禁忌一樣。為了回答「來自哪裡」的問題，她開始從大量的書集中，了解台灣這塊土地上，幾百年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殖民與被殖民的故事。
 

作為心理學專家，彭仁郁也常到校園進行演講。（圖片來源／楊詠嵐攝）

就算個人很渺小　還是得去了解歷史

談到轉型正義，她認為這議題是非常龐雜的。在白色恐怖期間，受害者有高達45%是外省人，甚至有的人是黨員。這代表了用黨派或族群的標籤，去區分加害者與受害者是不正確的。「整個歷史很複雜，我們因為歷史的偶然，生在某個族群裡面，背負了某個族群認同，那跟我們是善或是惡沒有關係。」

被問到為什麼願意接任這樣的工作，彭仁郁告訴我們，她曾以志工的身分看到許多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晚年，因為長年累積的創傷沒有被處理，帶著痛苦離開世界。面對如此龐雜的集體創傷，個人是顯得如此渺小。「但無論如何，為了讓政治暴力創傷有一個理解的開始，我還是得努力去接近。」因為看見白色恐怖受難者的痛苦和需要，她克服了自我無力承接的懷疑，接任促轉會的委員。
 

轉型正義　是種心靈革命

在這2年的時間，她越來越確定自己的心理專業在轉型正義中是必要的。在促轉會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帶著訓練過的心理小組到受難者的家庭中做身心需求訪查，詢問需要什麼樣的幫助。她在與受難者家庭的訪談中看到，除了那些被槍決、關押、監控的當事人外，如同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的許雪姬教授所述，這些家庭成員也成了「獄外之囚」。除了監控以外，特務會告訴家屬周遭的人這是「匪諜家庭」，讓他們的生活變得很困難，而這些困難會透過家庭影響下一代，甚至到了第三代、第四代，都還能看見創傷的反應。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吳乃德老師曾說：「轉型正義的工作，它是一個心靈革命。」彭仁郁引用了這句話，溫柔且堅定的表達轉型正義並不只是制度上從威權轉到民主那麼簡單，更重要的是人們內在思維的改變。究竟人們信仰著什麼樣的價值？對於異己意見的包容力如何？人們要如何才不會只有單一共同體的僵化想像？如果每個人的想法都必須一模一樣，那這個社會就是一個極權的政體。

轉型正義或許在某些人眼裡是一種報復、清算的舉動，促轉會經常被妖魔化。但除掉了主流媒體製造的一層紗，與彭仁郁委員面對面相談，才發現不論是自己的或他人的創傷，她都透過專業訓練和團隊帶來的能量努力化解和幫助，溫柔而堅定的面對異己的聲音，打開更多對話的可能。
 

關鍵字：彭仁郁、促轉會、轉型正義、精神分析、創傷療癒

縮圖來源：彭仁郁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