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課題 謊言與唐氏症
生存課題 謊言與唐氏症
記者 陳怡儒 文 201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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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的女兒》電影海報。（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
二○○八年出品，由Mick Jackson執導，改編自Kim Edwards同名小說的電視電影《不存在的女兒》，敘述了一個生下唐氏症孩子的家庭，因為父親以善意的謊言為名，實行了殘酷的棄嬰行為，而把美滿的家庭導向悲劇的故事。
「你逃過了很多心痛，但你也錯過了無數的喜樂。」
小說改編 忠實呈現
《不存在的女兒》有著極為動人的故事架構，電影幾乎照本宣科，遵從美國暢銷小說《The Memory Keeper's Daughter》的原始題材進行拍攝，並導出小說情節中的菁華。劇情從一個暴風雨的夜晚切入，醫生大衛‧亨利親自為妻子諾拉接生一對龍鳳胎，卻發現其中的女嬰患有唐氏症，大衛想起自身家庭破碎的往事，以為自己必須隱瞞女嬰的存在，來避免沉重的悲劇重演，於是請護士卡洛琳將女嬰送到安養機構；然而，卡洛琳獨自撫養了女嬰菲比，四處奔走為唐氏症兒童爭取福利，諾拉卻因為走不出女兒夭折的傷痛及大衛冷漠的對待，於是家庭關係逐漸走樣，諷刺的對比在兩個家庭中各自推展。
看過原著小說的觀眾，在劇情搬上螢幕時，不免會因電影未將每個情節仔細交代，而感到失落。九十分鐘的片長省略了細節的雕琢，呈現平淡敘事的風格，兩條主線交錯發展，大衛的家庭以哀傷為基調在推演每個事件的發生，而另一邊，卡洛琳扶養菲比的情況卻漸入佳境，表現正常家庭應有的溫馨樣貌。也許因為預算有限，電視電影的畫面比不上好萊塢的大場面，而故事的銜接也不甚流暢，讓時間感未能清楚躍於觀眾眼前，實為可惜之處。
選角成功 音樂加分
飾演演菲比的Krystal Nausbaum。（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在電影《不存在的女兒》裡的每個角色輪廓皆生動，各自承擔著命運的苦樂，飾演大衛的Dermot Mulroney，詮釋了大衛這個悲劇人物內心的迂迴曲折，滄桑的眼神及與妻子（Gretchen Mol飾）的對手戲，都將小說劇情栩栩如生地呈現；而Emily Watson細膩地揣摩出護士卡洛琳堅毅的氣質，為電影增色不少。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中飾演菲比的Krystal Nausbaum，戲外真的是一個唐氏症兒童，她的演技觸及觀眾心坎，令人動容，從小就夢想當演員的她，劇中的表現可圈可點。
電影中的配樂也有加分作用，家庭氛圍的變化，透過緊湊低沉的音樂達到極佳的渲染效果，而大衛的兒子保羅在演奏會上所彈奏的古典吉他曲，也時常穿插於劇情中，勾起觀眾的情緒，電影成功地運用了質樸的音樂元素，以非語言的方式營造、連貫各個情節。
唐氏症 被剝奪的受教權
被遺棄的女嬰菲比，患有唐氏症（Down’s Syndrome），是一種染色體異常的疾病，患者的第二十一對染色體比一般人多出一條，其發生率約為一千八百分之一，亦即每八百名新生兒就有一個唐氏症兒。唐氏症患者身心發育遲緩，尤其下肢特別明顯，平均體型小，並有特殊外貌、低張力等特徵，電影中的菲比正是唐氏症兒童所飾，因此《不存在的女兒》能夠看到唐氏症兒童的症狀，除了增加對特殊疾病的認知外，也讓觀眾看見了他們的才華，喚起社會對唐氏症患者的關懷。
《不存在的女兒》背景設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八六年之間，當時，政府不允許唐氏症兒童就讀公立學校，電影裡的官員就說道：「他們是蒙古癡呆，如果我們同意你的要求，一夜之間我們將接受大量的智障孩子。」但如同卡洛琳所反駁的，唐氏症兒童的確需要花更多時間學習新事物，但他們並不笨，社會不能將他們拒之門外。「每一個小孩都有受教育的權利！」電影中卡洛琳四處奔走，對抗不合理的教育體制而絲毫不畏縮，這段爭取受教權的部份其實頗為動人，可惜電影未深刻刻畫，僅以幾個情節帶過。
在影片中的年代，社會對待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是將他們送到安養機構，認為這是對患者或家庭都好的選擇，然而，連自己都不愛孩子了，如何期待孩子在別處過得更好呢？特殊機構永遠不可能取代父母的角色。小說作者Kim Edwards談起靈感來源時，提到他認識一個牧師，因弟弟患有唐氏症而被送往安養機構，連親生母親都不曉得孩子的下落，而牧師的弟弟最終無人聞問，死於安養院。現今情況雖有改善，但社會對待身心障礙者的態度或認知，是需要被持續教導的，電影的確藉由這樣的故事，突顯了唐氏症患者所面臨的問題。
無法重來的遺憾
不存在的女兒的核心正是被隱瞞的秘密，秘密使大衛的家庭走向分離，而電影中處處充滿諷刺的對比，大衛預期的幸福美滿變得破碎不全，諾拉甚至酗酒、外遇並準備再婚，而這一切的發生，源自於大衛那個自以為正確的抉擇。就像作者Kim Edwards在專訪時提到的，或多或少我們都有過這種經驗，在某個時刻的某個決定或動作，當下並不能瞭解什麼；要等到很久以後，反覆思量，才會恍然大悟，明白當年的決定造成了何種結果，於是大衛的例子變成了一種警惕。
身心障礙者的生存課題其實舉世皆然，電影中大衛的行為雖然不難理解，卻無法受到真正的同情與寬恕，就像卡洛琳在電影最後流淚說道：「他認為這是最好的解決辦法，人們犯了錯，就盡力補救，然後繼續生活，但他不能。」一個善意的謊言所付出的代價，由此便知。而這部電影所具有的教育意義與警惕，便是唐氏症患者父母的態度問題，態度能決定一切。唐氏症患者也有活得精采的權利，父母不該否定唐氏症小孩的存在價值，潛意識中被錯誤的觀念所桎梏，因而放棄了他們的人生。
雖然結局依然存在著無法彌補的遺憾，但電影最後溫馨收尾，帶給觀眾心中無限暖意。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如同卡洛琳這樣的父母，願意與子女攜手努力，他們拒絕承認社會加諸於唐氏症患者的標籤，而希望子女能受到平等的對待，「Everything is different, no two flowers are the same, no two butterflies, and no two bunnies, that's why I LOVE U.」卡洛琳哄菲比睡覺時，對她這麼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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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陳怡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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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陳怡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