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期

搖滾樂節:革命序曲或協奏?

歌手陳綺貞在清大五十四周年校慶演唱會中說道:「我想起了嘻皮,一群熱愛自由、熱愛夢想、熱愛音樂的人聚在這個草坪上,讓我們回到七零年代吧。」新竹的風肆無忌憚地吹著長髮,她一席感性的話語同時不禁使人回溯,在大草坪散場後的這段漫長時光。至今,搖滾音樂和它所附屬的革命精神,還是在許多大型音樂節中熱情地夢想,而這樣的音樂形式類似的場合中伸縮自如,傾向吞嚥所有的瘋狂、極端和偏差。

搖滾樂節:革命序曲或協奏?

記者 陳維平 文  2010/05/02

 歌手陳綺貞在清大五十四周年校慶演唱會中說道:「我想起了嘻皮,一群熱愛自由、熱愛夢想、熱愛音樂的人聚在這個草坪上,讓我們回到七零年代吧。」新竹的風肆無忌憚地吹著長髮,她一席感性的話語同時不禁使人回溯,在大草坪散場後的這段漫長時光。至今,搖滾音樂和它所附屬的革命精神,還是在許多大型音樂節中熱情地夢想,而這樣的音樂形式類似的場合中伸縮自如,傾向吞嚥所有的瘋狂、極端和偏差。

為期三天的胡士托音樂節,於1969年8/15至8/17舉行,圖為活動海報,特別彰顯愛與和平。(圖片來源/flickr)


宿醉未醒   重建當年反叛情懷
回顧1969年在美國紐約州鄉下小鎮Bethel舉辦的胡士托音樂節(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共吸引了約數十萬名音樂愛好者,也象徵了當時戰後嬰兒潮一代,訴求反戰、環保、同志運動、擁抱異國文化意識的高漲。在電影《胡士托風波》(Taking Woodstock)的尾聲,一場滂沱大雨推遲了預定的演唱節目,而在連續三天的歡騰後,原本擠滿五十萬人的大草坪,也只剩零星的人群和遍地的垃圾。

另一方面,日本電影《69》(Sixty-nine)改編自村上龍的自傳小說,同樣描寫發生在1969年的校園革命故事,片中松長老師在一次探訪中,面對庭院向身旁的學生矢崎說:「文化是一種很恐怖的東西吧。」言下之意透露高中校園正在籌劃的音樂祭,將帶給新世代的衝擊。導演李安形容1969年是一個「宿醉未醒(hangover)的時代」,胡士托一詞雖跟隨著斷電的音響設備蛻變至更高層次的里程碑,然而四十年過去了,我們似乎尚未在相關的社會訴求中,讀到這樣的見證。

事實上,前述兩部電影:《胡士托風波》和《69》所演繹的並非是一場透過浪漫化、理想化鏡頭捕捉的音樂節紀錄,而是利用小人物不甚齊備的舞台表現,等待觀眾們能夠重建過去的時代記憶。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作為愛與和平的神話,並不是因為它訴諸特定的政治或社會議題,而是因為它逆勢在反主流的社會脈絡中,以反抗的姿態現身才會受到關切。然而,觀察近年來以大型演唱會或慈善專輯來推動社會議題的作法,雖然號召大批藝人與觀眾,卻無法激起真正的年輕反動勢力。


電影《胡士托風波》(上圖)和《69》(下圖)的故事背景同樣都設定在1969年,以搖滾音樂和革命為重要元素。(圖片來源/yahoo!奇摩電影)


音樂的政治   不能獨立於外
張鐵志《聲音與憤怒》一書便反問,難道一旦作為根基的社會運動消失,流行音樂終究無法成為鼓吹社會浪潮的號角。他並且以1990年美國Rock the Vote(RTV)組織掌握草根動員的力量、並發揮各種創意為例,進一步指出這個組織從早期致力於關心言論自由和年輕選民註冊投票,到晚近關切環保、種族歧視、教育等相關議題,並在年輕人聚集的莉莉絲音樂節(Lillith Fair)發放文宣品等行動。可以發現RTV的特殊性和成功,在於他們能夠自主於任何政治勢力,但同時又與年輕文化密切結合,而不是將參與的樂迷從政治中拔除。

但必須強調的是,一旦人們利用音樂作為反抗的武器,社會改革的成敗就不應只侷限在特定政策的轉變,還應該要關注是否有更多參與者的價值觀因此受到改變。滾石合唱團的Mick Jagger曾經這麼說:「我並不是對所有事物都很叛逆,我是不想屬於這個體制,但這和反叛無關。」每個政治行動都會以當下的天生面貌自然浮現,反應那些也許確實被放在不同時空,但絕不可能短期間被解答的問題。


搖滾樂尚存   革命是否仍然
當五光十色的表演匯聚群眾的注意力時,是否節慶氣息的渲染已成為一種推動改革最好的公關手段;而透過搖滾音樂傳達的政治力量,與專業的政治遊說行動相較是否仍然薄弱,值得進一步商榷。U2樂團主唱Bono長期關心並介入政治和社會議題,而在推動反全球化團體中,他甚至受邀參與世界經濟論壇,就某種程度而言可以說改變了全球化的議程。但Bono曾在《TIME》雜誌訪問中表示自己雖然從搖滾音樂了解南美問題,但此舉還是和議會中的政治運動大不相同。

而剛落幕不久的墾丁春天吶喊自舉辦以來已邁入第十五年,搖滾音樂的集會在此時此刻儼然成為新一代的朝聖之旅。近年來人們已經習慣了演藝生態下的明星制度,黃孫權曾在《破報》文章中感慨表示,攝影記者對於一個音樂活動的捕捉可能因此變得片面化,要求的僅止於主唱歇斯底里的姿態和樂迷們的瘋狂。所有的音樂形式都有自己的擁護者,或許在音樂的草創時期多少具有扭轉既定社會價值的意義,但是明星、慶典的包裝與樂迷擁戴相互依存的結果,則使得搖滾音樂的精神一併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無法回頭,與1970年代的反抗情懷漸行漸遠。


上圖為1969年胡士托音樂節;下圖則為2010年墾丁春吶。觀眾湧現的音樂節,其意義和精神是否已經轉變?(圖片來源/flickr)


當音樂在抗爭現場被傳唱時,憤怒的歌聲轉化成動人的旋律、揚起成員們共同的理想,也讓廣大的抱負不再摸不著邊際,直接貼近每一個參與的個體。甚至可以說在任何時代中,歷史的躁動和矛盾,似乎都可以用一首簡單的歌曲說明。而當流行音樂本身有意識地投入社會改革的行列,它的反叛性格該如何抵擋文化工業的洪流、從音樂本質確實地反映政治訊息和訴求,則是目前搖滾音樂祭所面臨的侷限。

並且,人們最後還是必須問道:搖滾音樂真的能改變世界嗎?從動亂到富足的年代,也許搖滾的聲響從來不是革命的開端,而是這樣的節拍恰好搭上了反抗場景的情緒波動,成為革命過程中持續不斷的協奏。

記者 陳維平
陳維平 pinger.c@gmail.com  總是以「維護世界和平」做為初登台的開場白。 小時候,爸爸希望我成為一個太空人,而我曾經夢想自己是拿著彩筆創作的畫家,在無憂的世上依賴靈感的供養;甚至也曾立志成為法醫,挑戰那種亟需冷靜應對能力的工作(似乎是另一極端啊)。 寫作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能夠讓更多人透過我的筆,來看待某個人、或某個事件,而這或許是我認真看待每一次提筆寫報導的原因。不同文化與想法相互尊重與了解,是我發掘蘊藏在反覆思辨後最迷人的地方。 固執地做自己喜愛的,各個記憶的零碎片段,都被我一一封箱保存了。喜歡在生活中靜靜的觀察平凡事物的千變萬化,以文字和影像記錄這些瞬間。離家時,帶著溫熱的祝福和感謝,並把自己想像成悠然的旅人;每一個擦肩而過,都是旅行的意義。 
記者 陳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