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期

揮灑 女畫家的魂

「諷刺而柔和,鋼鐵般堅硬,飛舞的蝴蝶那樣自由。微笑那樣動人,悲慘如同生活的苦難,極度痛苦的闡述……」這是段在女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為一場本土畫展中的介紹。以矛盾張力作為伏筆,電影中的歷史事件、和女畫家的傳奇融為一體,似乎期待觀眾可以在不同厚度的情感變化中,體會寫實和寫意相織的藝術熱情。

揮灑 女畫家的魂

記者 陳維平 文  2010/06/06


「諷刺而柔和,鋼鐵般堅硬,飛舞的蝴蝶那樣自由。微笑那樣動人,悲慘如同生活的苦難,極度痛苦的闡述……」這是段在女畫家芙烈達‧卡蘿(Frida Kahlo)為一場本土畫展中的介紹。以矛盾張力作為伏筆,電影中的歷史事件、和女畫家的傳奇融為一體,似乎期待觀眾可以在不同厚度的情感變化中,體會寫實和寫意相織的藝術熱情。


以女畫家芙烈達與潘玉良,作為描寫對象所拍攝的電影《揮灑烈愛》和《畫魂》。(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於2002年上映的電影《揮灑烈愛》(Frida),描寫墨西哥籍女畫家芙烈達的一生,包含她因為一次車禍所造成的終身苦痛、周旋在不同男女之間的愛戀與景仰,還有穿插在其中的繪畫創作歷程。當芙烈達經歷每次事件過後,往往會在她的畫作中有所體現。而她的畫作和影片敘事實際上互為註腳:影片完成了對畫作的詮釋,而畫作則提供了我們關於芙烈達生命的圖像。

另一方面,1995年上映的《畫魂》,同樣是一部以女畫家作為題材的傳記電影。片中描寫了民國初年潘玉良從江南青樓女子,搖身成為巴黎藝壇要角的曲折人生。電影傳奇性的敘述語法,尤其著重在她與丈夫潘贊化堅定的愛,以及不容於當時封建中國保守民風的壓抑深嘆。上述情節的安排,使得潘玉良堅毅地在流言蜚語中行走時,依然可以保有柔軟的一面,不至於過於剛烈、失去魅惑氣息。


浪漫詮釋 找自我定位
無論是身體佈滿手術痕跡、依然掛著堅定神情、雙眉緊緊相連,畢生創作的三分之二皆為自畫像的芙烈達;還是為了無法生育煩惱,一絲不掛地對著鏡子畫下自畫像的潘玉良,都可以看見她們對於自我定位的找尋,其實還處於一個實驗性的階段。在這個過程中芙烈達和潘玉良都在反覆地摸索、嘗試,甚至背負著隨時會與社會規範衝撞、唯恐「犯錯」的擔憂。

如同芙烈達的畫風,電影《揮灑烈愛》片中極度濃豔且對比的色彩,製造了懸疑式的要素,甚至還包括了宛如現實中經過布局的案發現場、動機、手法、兇器以及痕跡。然而,如果將芙烈達作品中的血腥、或是殘酷等意象比擬於她過去創傷的反映,其實不能公正地為她的作品下註解。因為透過她生動自然、徹底誠實的畫風所隱含的,其實不僅是個人的焦慮與視覺上的吶喊,還有這名生於墨西哥革命後政治人物的掙扎,與藝術中被浪漫呈現的國家主義。

女畫家歐斯波恩將女性藝術家的處境定義為一種情境而非權力,在這句話背後暗示著,只有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一個年輕女性才會被迫走出來,進入專門領域這個危機四伏的競技場。然而我們不僅能夠對歐斯波恩的這句話作此理解,還必須進一步追問,那麼這些女畫家需要的究竟是什麼?不然關於她們的不幸遭遇和種種創舉,透過電影的演繹,最終只不過是些許女性故事的調味劑罷了。


女畫家透過自畫像,再一次檢視自我、並且被他人看見。上圖為芙烈達《The Two Fridas》(1939);下圖為潘玉良《黑衣自畫像》(1940)。(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失序破格 隱形女畫家
電影《揮灑烈愛》和《畫魂》裡的芙烈達和潘玉良,在面臨生涯抉擇或是災難的考驗時,都是以一種毫無懼怕的形象登場,可以說打破了傳統對於女性角色的框限。無論是十六世紀布勒哲爾(Pieter Brueghel)所畫的《瘋美格》(Mad Meg)或是近代的畫作,都可以發現象徵愚昧和動盪最有利的形象,便是女人失序的演出、與自作主張;這樣的形象可以摧毀既有的權力關係,並說明價值的瓦解。而藝術史中的隱喻,不僅存在於畫布上,也在她們的真實行動中逐步上演、重現。

芙烈達與潘玉良不論在藝術的成就、或是作為一個開拓性的時代前鋒,都無庸置疑地可以在重要藝術家的聚會中列席。但對比於檯面上為數眾多的男性藝術家,「為什麼沒有著名女畫家?」這樣的問題不免對藝術形成懷抱過多天真、扭曲和未經批判的假設。它事實上串起了一個又一個毫不相干的畫壇巨星,例如米開蘭基羅、梵谷、或是畢卡索等被視為「不可一世」的藝術家,而這個假設恰好也是大量藝術史創作的參照對象。

上述問題的答案,或許不在於一個人是否具有與生俱來的藝術基因,而在於社會體制的本質、以及它對不同階層、族群或個人的鼓勵或禁止。在一個有性別差異的特定歷史階段中,女性藝術家可能會被引導到某些特定的方向,甚至被歸類成某種「女性風格」,這樣的現象在以女畫家為故事主軸的電影中也多少體現。


淬鍊痛苦 魅惑新重生
仔細探究芙烈達的畫作,清一色都是對於痛苦的描寫;諷刺的是,創作者身心的撕裂和拉扯,總是從那些鮮豔美好的色彩中折射出來。而在觀看潘玉良的作品時,如果不是曾經翻閱她的相關事蹟,很難從她對人體肌理的細緻描繪中,窺見當時對於藝術創作的壓迫。作為傳記電影存在著,電影《揮灑烈愛》和《畫魂》期望觀眾感受到的,或許不是那樣深刻的創傷,反倒是在絢爛的配色上打轉、淺嘗即可。

此外,墮落、不忠的形象也為近代的藝術表現,帶來了對於女性魅惑力的想像。可以觀察到芙烈達和潘玉良的作品,都不約而同地企圖顛覆主導地位的穩固性,而這些創作的出現不見得是為了突破既有的表現形式,而是為了揭露在權力體制下,受阻礙的某些表現和聲音。這或許也是為什麼女性紛紛擺出了男性的姿態,又進而逆向地開始以誘惑、寫實的狀態出現。

順著電影《揮灑烈愛》和《畫魂》提供的線索,去感受芙烈達的故鄉墨西哥城充滿著蓬勃的想像力,像生長在熱帶、碩大而多汁的花朵,有太濃烈的生命欲望需要表達;潘玉良的中國,則拖曳著太過沉重的道德包袱。而她們走過的美國紐約、還有法國巴黎,對於她們而言就像一塊暫離崗位、尋找契機的土地,縱然她們不曾真的在那些城市生根過。

關於女畫家、和以她們為中心所拍攝的電影,當中那些人、事、物,都好像墨西哥城裡的建築,完全拒絕平庸的灰白,縱情地粉刷上艷紅、寶藍和明黃色。而革命年代裡紛紛騷動的女畫家,則繼續在大螢幕中以優雅姿態壯烈奮鬥。


 
創作中的芙烈達(圖為電影《揮灑烈愛》劇照)和潘玉良。(圖片來源/google圖片)


記者 陳維平
陳維平 pinger.c@gmail.com  總是以「維護世界和平」做為初登台的開場白。 小時候,爸爸希望我成為一個太空人,而我曾經夢想自己是拿著彩筆創作的畫家,在無憂的世上依賴靈感的供養;甚至也曾立志成為法醫,挑戰那種亟需冷靜應對能力的工作(似乎是另一極端啊)。 寫作對我而言最大的意義,是能夠讓更多人透過我的筆,來看待某個人、或某個事件,而這或許是我認真看待每一次提筆寫報導的原因。不同文化與想法相互尊重與了解,是我發掘蘊藏在反覆思辨後最迷人的地方。 固執地做自己喜愛的,各個記憶的零碎片段,都被我一一封箱保存了。喜歡在生活中靜靜的觀察平凡事物的千變萬化,以文字和影像記錄這些瞬間。離家時,帶著溫熱的祝福和感謝,並把自己想像成悠然的旅人;每一個擦肩而過,都是旅行的意義。 
記者 陳維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