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期

誰殺了殺人兇手?

是什麼原因,會讓一個年輕人拿起槍見人就殺;又是什麼原因,可以讓一個人的內心充滿仇恨?人們看著社會新聞的版面質疑這個社會怎麼了、他們怎麼了。但這些恐懼的因子,是誰造成的?是他們的爸媽,這個社會,還是......?

誰殺了殺人兇手?

記者 張瑜庭 文  2011/03/13

什麼原因,會讓一個年輕人拿起槍見人就殺;是什麼原因,可以讓一個人的內心充滿仇恨?每當拿起報紙,看著社會新聞的版面,人們質疑這個社會怎麼了、他們怎麼了,為何要讓每個人都暴露在危險裡。但曾幾何時,有人想過,這些恐懼的因子,是誰造成的?是他們的爸媽,這個社會,還是 ........ ?

2010 年,哈洛.蓋聶(Harold Gagne')和莫妮卡.拉屏(Monique Le'pine)共同撰寫的書籍《活著(Aftermath)》悄悄上市。沒有《龍紋身的女孩》系列作品那樣的名聲,也沒有名人推薦,他只是靜靜地,佔據著書架的一角。因為他,不是令人膽戰心驚的驚悚小說,更不是浪漫的愛情故事,而是,一個母親的自白。一個兇手母親的自白。
 


《活著》一書封面。(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仇恨源自歧視和忽視

1989 年 12 月 6 日,一名瘋狂青年,在蒙特樓工業技術學院的校園,開槍射殺了十四名女學生,並隨即飲彈自盡。他是馬克.拉屏──莫妮卡.拉屏的兒子。作為護理人員的莫妮卡是一個單親媽媽,獨立撫養一雙兒女。由於當時的社會環境,男女平等的概念並未非常完善,而莫妮卡從小在教會學校裡受的教育,更讓她深信服從夫婿才是維持良好婚姻的不二法門。因此,當她那大男人主義的丈夫不准她外出工作、打她發洩時,她通通忍下。看著爸爸毆打媽媽,馬克發自內心痛恨他的父親。但對於媽媽一再容忍,也感到憤怒。這時,仇恨的種子已在馬克心中萌芽。直到妹妹出世,莫妮卡才下定決心,要帶著孩子離開這個沒有溫暖的家。 離婚後,她的前夫未盡法律責任,讓莫妮卡的生活瞬間陷入困境。為了養活孩子們,她日以繼夜地工作,只希望能給孩子們最好的。但她萬萬沒想到,當她努力工作賺錢的同時,孩子們幼小的心靈正因缺乏母愛而逐漸扭曲著。

隨著年紀一天天長大,個性內向的馬克,雖有心儀的女孩,卻沒有勇氣告白。越來越封閉自己的結果,就是讓社會對他投入更多異樣的眼光。原本就讀專科學校的馬克,想申請蒙特樓工業技術學院,卻因學分不足,沒有錄取;報考軍校,卻在性向測驗的結果裡顯示出他無法服從權威的性格,也讓他落榜。這一連串的失敗,讓馬克對社會感到絕望,進而痛下殺機。
 

 

活著的人 從受罰到走出


莫妮卡還記得事件發生的那一天,她正在看電視新聞。看著電視上悲慘的畫面,她由衷地替「兇手的母親」禱告,希望「她」能夠平安渡過這場悲劇。隔日,當她被通知兇手是馬克.拉屏時,她驚恐得說不出話。警方的偵訊,她感到錯愕,不解為何自己必須被像犯人般的對待;警察搜索她的家、把她兒子僅存的幾張照片拿走時,她只有無助。記者包圍她家、新聞一遍又一遍出現她兒子的照片、「冷血兇手母親」的標題斗大地印在報紙上,再再刺傷她的心。事件的突然,她手足無措。她沒有勇氣親自去認屍,也不願參加兒子的喪禮。這是她選擇和馬克道別的方式,因為她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陌生的孩子。
 

十幾年的時間,莫妮卡.拉屏活在痛苦與罪惡裡。一方面,她擔心化作靈魂的馬克會跑回來向她討命。另一方面,她對於兒子所奪走的那十四條無辜、寶貴的性命無法釋懷。雖有教會的支持,強烈的罪惡感仍幾乎將莫妮卡壓垮。她不敢面對世人,她不想承認她的姓氏,因為她知道她是不會被原諒的。憂鬱侵蝕了她,但也因為她是「兇手的母親」,她有什麼資格向外界尋求協助?後來,她才漸漸發現,社會上還有很多人和她一樣,對於孩子的過錯,無法放下那不該屬於自己的罪惡感;犯了錯的年輕人,因為她,才知道自己的錯誤給父母帶來的痛苦。莫妮卡的勇敢,換來了與蒙特樓工業技術學院的院長和受害者家屬見面的機會,也讓她完成了多年來的心願──和他們道歉。令她吃驚的是,沒有一個人怪她,因為對他們來說,莫妮卡無疑也和他們一樣是失去了孩子的受害者。

即便莫妮卡想盡辦法企圖了解案發前馬克經歷過的生活,馬克.拉屏殺人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麼,始終是無解之謎。是對社會的絕望?又或許,他的心早已病了,只是沒有人發現。但這些對莫妮卡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因為當她能夠勇敢站出來面對這一切時,她已克服對死亡的恐懼。當初不願親自送走兒子的莫妮卡,如今已敢再次大聲說出:「馬克.拉屏是我的兒子,而我非常愛他。」

 

「是他們先開始的」


《事發的 19 分鐘》(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局)

2008 年出版的《事發的 19 分鐘》是 Jodi Picoult 的作品,故事主軸是一場發生在斯特靈高中的校園槍擊案。彼得.霍頓是一名從小就飽受欺負的邊緣高中生。2007 年3 月 6 日,他帶了四把槍進入校園,開槍掃射,殺害十名學生。他的媽媽萊西是一名助產士,每天的工作就是迎接新生命的誕生,卻忽略了自己身旁性格逐漸扭曲的男孩。優秀的哥哥喬伊是彼得的壓力來源,因為喬伊不僅體育好、成績好,人緣也很好。在學校,他不承認彼得是自己的弟弟;當看到彼得被欺負,他不但不會上前救援,反而加入霸凌彼得的行列。不幸的是,如此「優秀」的男孩,在一場車禍中過世。

彼得上幼稚園的第一天,人還沒到學校,便當盒就被高年級生從校車裡丟出去,瘦弱的他沒有能力反抗,卻換來母親的責備。霸凌的情形隨著彼得成長越來越嚴重。在學校,被塞進置物櫃是家常便飯;他寫給青梅竹馬的電子情書被轉寄給全校同學;他在餐廳裡被當眾扯下褲子等。這樣的生活,讓彼得充滿仇恨,然而,他的媽媽並不知道,當孩子在學校飽受同學排擠之前,他早已習慣在家中被忽視的感覺了。

案件發生當天,萊西.霍頓就像其他焦急的家長,圍在學校外,希望趕快找到自己的兒子。這時,她才意識到──她不知道她兒子今天穿什麼衣服上學。細細回想和兒子相處的點滴,她每天幫他換床單、整理房間、親自戴他去看牙醫,為什麼彼得對她來說就像是個陌生人?以前他們對話簡短,萊西總認為是青少年的叛逆期,卻沒有意識到兒子行徑異常。她不斷想:「這是我們的錯嗎?」、「希特勒的母親叫什麼名字?她是個可怕的人嗎?」無助的萊西越想越焦躁不安,她的丈夫路易斯卻也只能給她一只依靠的肩膀並告訴她:「別這樣折磨自己。」

 

 

父母不願面對的真相


萊西對於彼得所犯的錯誤始終非常自責,因為她認為是她的疏失所造成的結果。她在最短的時間內替彼得找好辯護律師,並和先生商量好,每週一次的探監時間,他們得輪流去。但沒多久之後,萊西卻從兒子口中得知,路易斯不曾去探望過彼得。這讓萊西非常錯愕,並決定跟蹤他。跟著路易斯,她來到一座墓園,裡面有十座剛入土不久的墳墓。只見路易斯拿出十朵玫瑰,一一放在墳上。「我沒辦法見他」路易斯在發現萊西後表示,他承認他心裡面其實很希望那一場車禍,過世的是彼得而不是喬伊,因為彼得是多麼死不足惜。就算其他家長這樣說,他也不會反駁。

幾個月後,彼得.霍頓被依八起一級殺人以及兩起二級謀殺最起訴。連續服完八個罪行,他是不可能活著離開監獄了。萊西原本打算把彼得的東西全部收起來,但想起法官艾利.科米爾的話──「只要有人記得就會留下些什麼。」,她決定把兒子的房間維持原樣,讓那個她養育過、愛過的男孩不會真的就此消失。

 

也給加害者家屬一個公道
校園槍擊案不曾發生在台灣,但是校園霸凌的問題近年來逐漸浮出檯面。還記得當時,有些學校老師表示他們的處理方式是要被欺負的學生轉學,而霸凌者則會受到處罰,並讓他們有改進的機會。然而真實世界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加害者」呢?在校園裡,他們是可以被原諒的,但為何出了校園外,他們突然全變得無可救藥?

從莫妮卡的故事,可以看見是什麼樣的家庭背景影響了馬克這個孩子。父親家暴、單親媽媽沒時間照顧孩子、同儕和兄弟姊妹間的鬥爭等,在這樣子環境中長大的孩子,他的極端行為,是誰該負責?固然,他留了一顆子彈給自己,便與世長辭,但社會對他的評價依舊是冷血無情,沒有人去探討他發生了什麼事?如果他像 Jodi 小說中的彼得「被活逮」,他又會被如何審判?雖然從前霸凌彼得的孩子死的死、傷的傷,看似已得到「應有的懲罰」,但是,在社會的眼中,他們仍是受害者。莫妮卡的自白,讓世人有機會一窺加害者的家屬。以往,大眾媒體總把焦點放在受害者家屬的眼淚,但是,有多少人曾經關心是什麼原因迫使這些人必須以暴力來處理事情?而這些加害者的家屬,往後又必須如何面對這個社會?他們長年背負著不完全屬於他們的罪惡感活在這個世界上,也令人聯想到前年鄭文堂導演的作品《眼淚》。

電影裡小雯(鄭宜農飾)是一個檳榔西施,而她的媽媽長年住在養護中心。是什麼原因讓他們一家人落魄至此?真的是小雯不努力、不上進?其實,在她小時候,她的父親被依強姦殺人案判處死刑,而她的媽媽也因為這個案件帶來的打擊中風住院。電影中,透過對白,讓我們了解到加害者的家屬在社會上所受到的歧視。好比說小雯從小在學校,就因為父親的罪名飽受同儕欺負;長大後,被流氓纏上,也因為爸爸的案件,讓她無力反駁流氓的言語挑釁。這些加害者的家屬其實也是整個事件的受害者──失去至親,他們有份;被社會歧視,他們也有份。當大家關注在受害者的權益問題時,有多少人曾回頭看看他們?再拿陳進興作為另一個例子,多年前他因綁架撕票白曉燕,被處以死刑。為了不要讓他無辜的孩子們飽受社會歧視,陳太太只好讓一對美國夫妻收養她的孩子們。但,留在台灣的陳太太依舊困在中下階層,無法翻身,更別提到美國探望自己的寶貝們。當她終於有機會去見見他們的時候卻發現,她和孩子們的對話,必須有人在旁邊幫忙翻譯........。


在大聲指責罪犯的不是的時候,也應該要檢討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的行為與他人不同;當替受害者抱屈的時候,也別忘了加害者的家人們也是深陷在痛苦中的一群。每個孩子都是家裡的寶貝,誰都不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孩子是這類案件的受害者,但也沒有人願意當殺人犯的父母親。因此,面對這些案件的時候,比起討論這些兇手有多該死、多可惡,探討加害者的成長背景以及究竟是哪一個社會環節出了問題似乎更加重要。


 

記者 張瑜庭
我是張瑜庭 曾被說為「非時下大學生」的我 現在沒有太多夢想 只想戴上耳機,到處去旅行。    
記者 張瑜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