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怒病患　無奈醫生

記者 林映綺 文  2011/06/12

在過去，醫生與病人間的關係建立是直接的，而今媒體發展快速，媒體的資訊傳布成了醫病關係的影響力之一。中國時報主任記者張翠芬表示：「大多數的醫療報導，以醫療糾紛為主。」以醫療糾紛為導向的醫病關係，會造成病人對醫生的觀感不佳，也因為媒體的報導，醫生對待病人會產生距離感，造成雙方的溝通失諧。

媒體 醫病關係失和的原兇

民國九十四年發生的「邱小妹醫療人球事件」震驚了整個臺灣社會，媒體的大篇幅報導更使得該事件備受矚目。在相關報導中，關於醫療疏失的報導及文章占了大多數，媒體將邱小妹事件形容成醫療改革的火苗，同時譴責醫界對兩位醫生的懲處不夠嚴厲，系列的報導使得兩位醫生成為眾矢之的。在媒體大幅渲染下，民眾對於兩位醫生投以責備，同時對醫界充滿質疑，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醫生代表的是生命的守護者，如果連醫生都不肯為病人負責任，那就喪失了職業的道德。

在一陣子的聲浪撻伐後，衛生署召開了「醫院急重症醫療會議」檢討現行的醫療體制疏失。事件的起源在於女童被父親家暴，送至仁愛醫院時，兩位醫生以「無加護病房」為由，將女童轉診至其他醫院，當媒體將事件的焦點擺在醫療道德時，民眾也會將重點強調於醫師的處置與品德，當大家輿論紛紛之際，卻忽略了背後最大的問題是家暴問題，媒體將關注力擺放在更能引起大家討論的「醫生」上，而輕描淡寫地講述邱小妹父母親的錯誤。媒體的選擇性報導，讓醫療界有了新的改革，對類似事件訂立了所謂的「邱小妹條款」，相關的報導卻只是片面地轉述衛生署的決議，沒有進一步去探討規章背後對醫生及病人的影響，多數的報導依舊著眼於對兩位醫生的譴責。

邱小妹事件為醫療界投下了震撼彈，民眾也越來越重視醫生的品德，但醫生的好壞，卻沒有制式的標準。在過去的時代，醫生的話就像聖旨一樣不容病人反駁，而資訊的傳播使得現代人具備了許多的醫療知識，這些訊息不外乎是媒體所給予的，因為民眾的立場也會較偏頗媒體，媒體間接成為病人與醫生溝通的方式之一，諸如投訴、記者會等等。如果雙方立場一致，也許是一種好的溝通管道，但如果兩者處於對立的位置，媒體扮演的角色常給醫生帶來相當大的殺傷力，同時也可能破壞了醫生與病人的溝通模式。

請讓醫生為自己發聲

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教授邱玉嬋，在新聞學研究第九十三期中曾發表「醫病形象的媒體建構—醫療糾紛抬棺抗議新聞分析」，在這篇文章指出：「新聞如何再現醫生與病人的角色，某種程度上建構了閱聽人對醫師與病人的觀感。新聞所再現的醫病角色與關係，雖然是選擇性地放大了部份的真實，卻反過來建構了醫病關係、醫生與病人角色的社會真實。」點出了媒體在醫病關係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媒體的報導往往影響民眾對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對於佔大多數版面的負面醫療事件，民眾無形中採納了媒體的報導角度，與醫師的互動常常是帶著畏懼且壓抑的心態。

張翠芬也提到醫病之間的不信任，是醫界滿大的問題。醫師在與病人進行溝通時，常處於不對等的關係，加上媒體建構出的醫師形象，使得病人對醫師產生不信任感，兩者就無法進行良好的醫療溝通，而媒體將此類的事件擷取部分事實報導，更造成了惡性循環。

以義大醫院陳宏基醫師的醫療事件為例，當時正值長庚醫院開刀開錯腳事件的時候，陳醫師為病人進行食道重建的手術，原本欲擷取了小腸的一部份進行食道替代手術，下刀後發現病人的身體狀況可用另種方式手術，所以進行縫合，病人開完刀之後，對於自己腹部的傷口感到疑惑，因而懷疑是醫生開錯刀，在未經詢問醫師或尋求醫療申訴管道之下，找了民意代表開記者會。當時的新聞媒體以「荒唐」來形容陳宏基，媒體並未查證手術的正確程序，單一片面之詞卻果斷下了結論，造成醫師的離職。事後，義大醫院也對病人提起告訴，認為未經調查的指控，已對醫師和醫院造成名譽傷害。

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兩者的互相猜疑會使得醫病關係越來越緊張。如果醫師在解釋病情或手術前說明時，能以較平易近人的態度，及較好明白的說話方式讓病人了解，便能增加病人對自己及醫師的信心，有疑慮的部分也較能對醫師侃侃而談。對很多醫師而言，時間是非常寶貴的，他們不願撥時間聆聽病人需求，不耐煩的態度使病人會有所不滿，醫療糾紛也儼然而生。張翠芬認為：「媒體的嗜血使得醫療報導無法平衡，造成兩者對立。」醫療糾紛的報導多數只有病人的控訴，沒有讓醫生發表看法的機會，構成了醫師對媒體的不信任，病人對於媒體管道成了一種依賴，醫師卻會認為媒體是旁門左道。

好的醫病溝通應由病人與醫生面對面溝通，媒體報導的角度應該要讓兩者都有說話的機會，單方面的報導會讓兩者的信任感泯滅，媒體身為社會的觀察者，對於會影響生命權益的事件，更應該要有查證的精神，才能讓好的醫師繼續為病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