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4期

《罪行》 人性與罰責的拉鋸

情、理、法,在正義評斷下孰先孰後?《罪行》帶出的是每個戲劇化的真實案例背後,最人性的一面。

《罪行》 人性與罰責的拉鋸

吳孟芯 文  2011/10/02

以德國物理學家維爾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一句話:「我們所能夠談論的真實,本身從來就不是真實。」作為前言開頭,作者費迪南‧馮‧席拉赫(Ferdinand von Schirach)藉《罪行》呈現十一個親身案例,挑戰讀者對於罪行、人性的判斷。


《罪行》並非指出對錯,而是使讀者思索律政、罪行和人性間的關係。(圖片來源/博客來書店)


犯罪背後的原始人性
罪行》由十一個犯罪故事組成,每篇故事以犯罪的過程作為主體,以律師的專業作為切入點,平鋪直敘地呈現故事的發生經過。馮‧席拉赫的描述冷靜節制,沒有過分煽情的描述,如第三者般從旁觀看並記錄。犯罪者口中的自白在他手裡轉換成文字,再經由讀者閱讀咀嚼,轉以引發讀者對於犯罪的內在思考。

首篇故事即讓讀者掙扎於尊嚴、法律和人性三者之間。以愛為由犯案,老先生對於誓言的執著讓他受盡多年暴力,終在最後憤起反撲,手刃結婚多年的妻子。以法律的角度而言,走出家庭暴力的方式有很多種,離婚更是其中之一。但是理性的觀點無法解釋出自人性的選擇,正如發生在台灣的家暴案例,多少受虐男女在「不違背誓言」、「為了家庭完整」、「保護家人安全」等愛的考量之下,寧願忍受暴力對待,並未選擇逃離自己的伴侶。

這些隱忍甚至造成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表面上鄧如雯是殺害先生的兇手,但究其前因後果,殺人是她唯一的出路,只有殺人才能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當時鄧如雯獲判無罪,說明台灣社會對於法律有了人性的思考,婦女團體也推動台灣成為第一個具家庭暴力防治法和民法保護令的國家。

另一種愛的出發點則是不忍。台灣有八十四歲老翁因不忍妻子受帕金森氏症折磨,用螺絲起子將病妻釘死,在2010年年底引發社會的撻伐與輿論;馮‧席拉赫筆下的故事則是女孩不忍車禍重傷的弟弟承受不斷手術的折磨,眼看著弟弟即將痛苦又緩慢地死去,終於將弟弟溺斃再自殺的悲劇。孰對孰錯?似乎,對於兇手既定的「殘忍」無法直接套用在這些犯罪案例裡。

《罪行》帶出的司法立場,在理性與同理心之間拉扯,卻不能讓讀者對此做出所謂「正確」的判斷。其他篇目的故事有的是以人們認知中的精神異常者為主角,有的則描寫無法結案的離奇殺人案,這些故事多半圍繞著淡淡的悲傷,但值得探討的是,讀者可能忽略法律其實未必等同於正義的問題。

法律認定殺人是錯的,但是當一個人忍受幾十年的暴力相待終於瀕臨崩潰,殺死傷害自己的人後主動投案,以背負罪名作為違背誓言的懲罰。當這樣的案例活生生出現在你我面前,又有誰能毫不動搖地認為他的行為是「錯」的呢?


Ferdinand von Schirach身為辯護律師,看盡司法上的人生百態。(圖片來源/博客來書店)


每個人都可能犯下罪行
 馮‧席拉赫於1994年起在德國從事辯護律師的工作至今,專攻刑事案件,接觸過的委託人上至政府要職、工業鉅子,下至平民百姓與中下階層。他實際地了解犯罪背後的前因後果,也從中看遍法律上的人性百態。不僅如此,馮‧席拉赫的祖父其實是個納粹戰犯;讓幼時的他難以將記憶中祖父和藹慈祥的印象與納粹暴行聯結;更讓他疑惑,同樣一個人,可以同時存在著好人與壞人的兩面。

馮‧席拉赫的《罪行》,儘管情節曲折、充滿戲劇性,這些具有不同面貌的故事,卻都曾真實地發生在生活周遭。由於出自人性,所以這些在生命中發生的情節,不會是某些地區的特例,任何人都可能面臨不得不以犯罪作結的困境。因此在他的字裡行間,並未以說教的方式闡述;也不大聲疾呼讀者該如何做;更不故作悲憫。他只是讓故事本身說話,讓讀者自行咀嚼。

對作者而言,判決只是讓人們獲得法律上的和解,判定有罪所帶來的金錢賠償、對加害者的求刑,都不能稱為正義的伸張。他在故事裡不斷拋出類似的問題,讓讀者反思正義的標準究竟該從受害者角度、抑或是加害者角度進行衡量。


於2009年出版的《罪行》英文原著。(圖片來源/FAZ.NET)


從《罪行》思考解決之道
 馮‧席拉赫在許多關於《罪行》一書的專訪中提到,司法是整個社會正義系統的最後一環,從司法體系進行刑期的增加,無法遏止人們的不法行為。犯罪者的心態並不會因為犯罪後必須面臨的刑罰是十年、還是提高到十五年而有所變動,真正有效的方式在於從家庭、經濟或教育等社會環節著手;並正視人性的脆弱,藉著從這些環節進行關懷與重視,讓人心的黑暗面不至於擴大、進而泯滅人性,終走上犯罪。

《罪行》一書不斷用矛盾的故事討論人性,但也穿插幾篇離奇、但缺少人性探討的故事,讓此書在悲傷的氛圍下,給予讀者喘息的空間。然而僅平淡陳述無法結案的殺人故事,似有脫離人性矛盾之處。至於這些充滿戲劇化的故事,在細節的描繪是否完全真實,讀者心中實有許多疑問。

另外,在〈棚田先生的茶碗〉一文中,尾聲以後記作結,加入了讓故事更添懸疑的元素。作者收錄故事主角的錄音片段,讓讀者在困惑中結束故事。或許這些片段經由譯者的翻譯而顯得毫無重點,也或許只是馮‧席拉赫讓故事更加玄妙的手段,但整體來說,顯得有些突兀。

雖然馮‧席拉赫以律師經驗進行寫作,但這並不是一本法律專書。作者讓犯罪不再只是冰冷的一手資料,藉著故事拋出人性思考的軸線,使讀者在感受每件犯罪背後的掙扎、不得已的同時,也能更進一步地思索罪責、法律、善與惡的諸多矛盾,自行決定如何評斷「罰責」在人類社會的價值和目的。

記者 吳孟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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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吳孟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