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我等不到了》

記者 顏學廷 文  2011/01/02

距上部作品六年之久，《我等不到了》終於問世，帶來余秋雨的回憶。
（圖片來源／ Yahoo! 拍賣）

「恰恰是，中國多數民眾喜歡觀賞別人的災難，幸災樂禍地當看客。」這句話，魯迅說過，羅素也說過，而如今，余秋雨於貳零壹零年出版的新書《我等不到了》，同樣用文字、用口語，道出了同樣的呢喃。
 

爭議作家等不了！ 新作記憶夾寓意

余秋雨其人，肯定在當代「最具爭議作家」榜上穩踞一隅，風雨不斷。當讀者的記憶仍停留在貳零零肆年記憶文學《借我一生》出版後的封筆傳聞，《我等不到了》一書，在今年，同樣以記憶文學的形式，從余秋雨身上，或者，從余姓，從許多的先祖、長輩身上開始，描繪著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一段段生命軌跡，然後成為寓言般的故事。

如同小說一般，故事以「余姓」作為楔子，敘述先祖們曾在中國大陸那塊土地上經歷的風風雨雨。自周朝開始，接著混入許多改為漢姓的外族，也混入了一股堅強而不願放棄的血脈精神，而後，熙熙攘攘，歷史走到清末，余家的子嗣也終於奔赴上海，參與鴉片戰爭後的畸形繁榮，拉開余秋雨生命大戲的序幕，那是他的曾祖父與曾外祖父。

鴉片毀了當時的中國。這樣的陳述屢屢出現在課本、出現在各種故事當中，但卻難以於文句中確實領略毒品在當時的華夏造成了何等災難。除非，換一種方式，從染上毒癮的人身上，看看當時社會的縮影。於是，在文中讀到了其祖父染上毒癮後的掙扎，不敢告訴家人、無法抵抗毒癮、卻又憂心兒女們的未來，明知會將整個家庭「抽垮」，卻只得一冊一冊地買書，趁著清醒的時分，留下一些學習的資本。

或許是應了那首詩的「秋風秋雨愁煞人」，又或許一如余秋雨在《我等不到了》開頭所述，悲劇，是余姓一脈的共同命運，西元 1946 年呱呱落地的余秋雨，隨著 1949 年宣告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起成長，然後在上海的大學裡，面對 1966 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說每部故事都有它的「主線」，那麼「十年浩劫」便應是那纏繞著《我等不到了》一書的主要事件。《我等不到了》一書中，提及余秋雨的父親當時遭關押迫害、熱愛《紅樓夢》的叔叔在批鬥揭發中自殺。余秋雨本人稱作「記憶文學」的《我等不到了》一書語調是冷靜平緩的，也不知是因為太久遠的往事早已不能記起當初的激情，或者記述事件的文筆本身就不該參雜太多情緒，但，讀著當時余家人面對革命造反派的惶惶不安，眼前卻彷彿能映起一幕幕畫面，畫面中是當時無數被動捲入文革的中國家庭，是一股歸屬於大時代的悲傷。

文革清白教授 現代爭議文人

其實，文化大革命一詞對台灣的讀者，尤其是年輕讀者來說，可以說是陌生的。雖則大多數人「知道」文革，曾耳聞文革造成的破壞，感嘆文革摧毀的中華文化遺留，卻只來自歷史課本中記述的種種，還有些時候，那只是區隔、引起海台兩岸論戰爭端的關鍵詞語之一。毛語錄、紅衛兵、批鬥、揭發、無產階級，都只是一個個「有歷史意義的單詞」。如同所有不曾經歷的歷史事件一般，使用維基百科查詢文化大革命，或許會對條目中遭受迫害的人、遭受破壞的物感到憤怒不值，但從條目式、教科書式的觀點外認識文化大革命，讀著故事性的記述，更常出現的情緒反倒是感嘆或者無奈。

悲傷會隨著時間淡忘，文化大革命稱作「十年動亂」也代表其總有結束的一天。若在文革中、在《我等不到了》一書中讀到關於余秋雨的切身事件是下鄉、是因父親關押而家庭困頓爾爾，文革的結束才正拉開余秋雨「受爭議」的序幕，伏下了所有未來批判聲浪的話頭。為什麼？因為總要有人回頭整理、「重建」文化，也總要有人承擔一場混亂的發生與擴大。
 

不論如何，余秋雨肯定是當代最知名作家之一。（圖片來源／瀋陽日報）

余秋雨 1985 年時，「破格提升」成為當時最年輕文科正教授，後更成為上海戲劇學院院長。（註：正廳級幹部待遇，但不具有行政級別，不屬於公務員編制。）當時的他，尚未捲入各式各樣的質疑攻訐，而以他在《我等不到了》中的陳述看來，當時拔擢之迅速，不僅是因為文化方面急需專業學術人士，也是因為他在文革時期的「清白」記錄。

當余秋雨辭去行政事務，專心著書，並在文化事業上取得不斐成就之後，批評與攻擊者便掐著他的「文史疏漏」和「文革秘辛」展開了聲討。「社會大眾往往站在攻擊者的一方。」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知名人士的醜聞，造謠容易闢謠難，一如麥可傑克遜那洗不淨的白皮膚。

新書默默駁詆毀 側面反擊效益薄

由於《我等不到了》記載的事件時間點自祖父輩至 2008 汶川大地震後的近期，其中描寫的許多事件仍能在網路及報章雜誌中窺見，當然，也能看到那些質疑批評的文章存檔。也就是說，當閱讀《我等不到了》的同時，讀者也正看著余秋雨先生用「他所陳述的事實」反駁那些詆毀。

詆毀者們怎會不明白其中奧妙，而又紛紛出現諸如「記憶文學本身，便用心謀劃的重新編排自身」、「以記憶代替自傳便能選擇性的留下自己想說的一切」等敘述，最後，又分不清究竟是誰掩蓋了事實，是誰編造了不存在的故事。

作為余的讀者，面對一些明顯漫誕不稽的指證怒罵雖然偶感憤恨可笑，又或者在面對斷章取義的批評時會嘗試為其答辯，不過卻也記得余秋雨曾在書中提及的，攻擊鬥臭者永遠站在輿論的有利位置，就如同文革批鬥中的邏輯，只有回頭攻擊對方才能有效保護自己。

當余秋雨先生仍用受攻擊者的姿態、非黑即白的陣營站位在書中提及的近期事件中表達自身觀點、側面表示反擊時，也讓此書最後的部分留下了遺憾。畢竟，在遏止「罵殺余秋雨」的事件上，此書無法發揮效用，但和他以往描寫那些「往事」的文筆相比，卻又少了往常精確展現時代氛圍的穩健筆鋒，只留下如文初所引，對中國看客們的感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