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的東亞社會

記者 胡哲揚 文  2011/11/27

每個人天生總是會有某種與生俱來的固定模式，用來理解身處的環境與社會，而這個模式在心理學上來可稱之為基模（Schema）。人心中都有這固定模式，而這種天生對事物的立場造就了許多的對立與結合，也帶來了衝突與進步。

在當今這個民主、自由、多元、包容的社會當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而不論什麼身份、什麼地位，對於某些事情總是抱持著特定的立場。民主社會的特點就是這樣，無論抱持何種觀點的人總是能夠被容納、被接受，因此稱之為民主。

專制獨裁剛好相反，就算打從心底千百個不願意，上位者傳令給底下說該怎麼想、怎麼做、該持何種觀點，下位者毫無反抗能力，只能乖乖接受。如此的情況下，又不是身處非民主體制的國家，何以必定得以中庸之道行事？況且，身為一個自由人，為何不能有強烈的立場？也早有這種說法：儒家思想，這些千年前留下來、早已深植人心的許多觀念、信條，好些對當今社會其實有害而無利！

儒家思想經典：四書。（圖片來源／Google圖片搜尋）

庸，平常也　談中庸

朱熹 《中庸章句集注》：「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中庸是儒家經典——四書之一，原先為禮記第三十一篇，作者已經不可考，也眾說紛紜。宋朝的學者對中庸相當的推崇，乃至於後來將其從禮記之中抽離，從而獨自為書，是為中庸，而後朱熹將其與大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若是從字面上來解釋，中庸的意思就是「執中」，一個人在沒有喜怒哀樂時，這種平靜的情緒稱為「中」。執中，就是持平靜的態度。而後要追求「中和」的境界，這個和就是合常理規範的意思。當情緒表現出來之後，服於常理就是中和。

「誠」在中庸裡面佔了很重要的地位，至誠者才有辦法完全發揮他的本性並感化人群，這層次比之聖人又高了些。因此孔子這麼說過：「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是，現代人用不到這麼深的道理來做人處事，因此，用《論語》＜先進篇＞的一句話來解釋「中庸」兩字——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翻譯成白話之後，中庸的意思就是「恰到好處」。

中庸。（圖片來源／Google圖片搜尋）

略過政治力之類因素不談，中庸能流傳這麼久，自然有它的道理。光就做人處事而言，便有許多值得學習之處，例如為人要誠信、修身、養性，如此下來，必定會成為一個值得效法的人。而在各方面的恰到好處，待人就會八面玲瓏，處事也不會出現過猶不及的尷尬場面。所以朱熹給了中庸這麼個評語：「憂深言切，慮遠說詳」，就是在說，這本書值得細看。但是，物換星移，當今的社會仍適合嗎？

反中庸

時光推移到現在。儒家這套修身齊家治國大走中庸道路的方法，還適用嗎？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看看現今，小從台灣的政治人物，大至台面上說話有份量的國家，還有誰秉持中庸之道在邁進的？

或許有人會說：「從以前到現在，中國不都走著儒家路線，也才有了今日的成就嗎？」若是如此，可以從較為人知的歷史開始說起。早先周朝，周遊列國的孔丘與其弟子，為了自己的理念而甘願如此四處漂泊講道，儘管精神令人欽佩，但是如此極端作法豈是中庸？中國歷代許多君王，不論口頭上如何地獨尊儒術，仍是制訂了許多嚴刑峻法，走了法家路線，若非如此，何以治國？

周朝覆滅，秦國崛起，其中商鞅與法家是重要因素之一，最終秦國也成了秦朝，一統天下，但是核心思想也非儒家，而是綁手綁腳的律法。儘管暴政終遭天滅，但是往後的各個朝代也是多以法立國。每個新建立起來的國家皆免不了需要頒佈許多法條，以免戰亂甫平民亂又起；在中間的就收著前人果實也無須大費功夫來個制禮作樂；而朝代末，動盪四起，也不會是此道可以發揮的時機。中間有些君王採取了黃老治術，放任民間休養生息、自行發展，獲得不錯成果，但這可是道家呢。儘管民間多推崇儒術，學者又多學多研究，但是上到統治者的位階總是成了法家優先的政策，畢竟中庸之道需要的是一個「人性本善」而且平安順遂、國泰民安的山河社稷，否則世事難料又多變，如何行那套潛移默化？

《清明上河圖》描繪內憂外患下的北宋首都。（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而當今中國，走的是極端路線，行的也不正，但是就靠著十幾億的人口與市場，令別國就算有怨言也只能恨在心裡口難開。共產黨打著馬列主義的旗幟，手心握著儒家的民貴君輕，仍光明正大地使用黑暗的高壓手段；再看美國、歐洲各國，從以前的殖民主義到新殖民主義，還有外交上使用一手糖一手棒子的政策，也都幫助他們成了泱泱大國，說話有份量，一是一、二是二，少有人敢反對。這些都是極端路線，成功否？是的。

東方社會，尤其台灣與中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特別深切，處處可見到前人的影子。因為禮、因為誠、因為儒，所以東方人特別重禮、特別重規範，但是也因為如此，所以能力大受侷限。台灣與中國處處可見到思想保守的學生，中庸就是他們堅持的唯一路線，唸書就是把教科書當作金科玉律，不質疑也不思考。若是跳脫出了教科書的範圍進行思考，那麼就是與從小所受到的教育相違背，這是種無形的框架。國英數物化生歷地公，大家都唸過，對東方學生來說，課本上所教授的就是「恰到好處」，夠考上大學又不會太艱深或太簡單。中庸之道可怕之處在這裡就顯露了，恰到好處，不能少但是也「不能多」，這「不能多」造成了歐美與東方的差異。

歐美國家的教育就是放任學習，所以有才的學子自會突出，反觀東方國家，竟不能多出那麼點思考。在台灣，若是不唸書，多數會被冠上「壞孩子」之類有負面意涵的稱號；若是質疑，則會被扣上「不受教」的大帽子。舉例來說，孩子放棄書本而拾起畫筆或是雕刻刀，肯定有不少父母會崩潰。又或是只喜歡數學不喜歡國文英文，那父母大概也會唸一頓然後說：「你這樣以後怎麼跟人家考大學比成績？」同樣情況在歐美，西式教育鼓勵自行發展，也因此給了學生多餘的時間去鑽研自己喜歡的東西。

「不乖」的孩子都會被扣上帽子，這是中庸？（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從以前到現在諾貝爾獎得主數量的懸殊差異就是很好的例子，在813名獲獎者之中，華人竟然只有10個，這數量上的鴻溝所代表的意義不說自明。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雖同樣接受過儒家思想教育的日本，因為較早且積極的推動西化，觀念想法比較貼近歐美，有18人拿到諾貝爾獎，足足比華人世界多了八個，而西化加上民族性，也創造出了好些世界知名品牌。即使儒家教導做人的道理，但讀書卻不能採取這方法，否則一路中庸下去也只會取得平庸的成果。

壁壘分明

一個人有鮮明的立場，在以前鐵定不是好事。然而身處於自由民主正蔚為潮流的世界中，自由表達自己的立場有何不可？又有何壞處？人天生就有立場，後天的學習或許會讓這些立場改變，但不論如何它還是存在。中庸之道使立場的表達不那麼明顯，但又有何益處？ 

若是受人受己限制，不敢去表達自己立場，則自由二字有何用？綜觀台灣當今政壇，除了權貴子弟或是經由關係獲得的位子，剩餘的絕大多數人都走極端路線。台灣幾位民主先驅，個個都是早期黨外人士，但是他們走上街頭、高呼口號，與國民黨政府對抗，就算因此入獄仍不忘初衷，而現在都成了政壇明星。以他們缺乏有力背景的身分，若當初不以強烈的行動來表達意見，今天誰會記得他們？

再看作家，那些字裡行間不帶個人色彩、不帶立場，循規蹈矩寫作的，有幾個能打出一片天？九把刀、南方碩、王曉波、李筱峰等人，每個立場都很強烈；九把刀的行動常有爭議，南方碩、王曉波、李筱峰各自政治色彩都很明顯，但在各自陣營裡面也是名聲響亮。若是他們寫出來的東西壁壘一點都不分明，根本無法吸引人閱讀，尤其中間選民多數對政治本已不具熱誠，遑論要他們看政治性的文字。

東方人表達意見總是曲曲折折，不然就是很中庸保守的陳述，毫無攻擊性，也不容易嘗到什麼甜頭。反觀西方人，表達直接有力，甚至會刻意以特殊手法傳達某些訴求。這種開門見山的表態方式，反而更能達成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