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雨　我愛過的1960

記者 蘇冠心 文  2012/01/08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時代。」

日本的1960年代，就像是一場永不停歇的雨，灰茫不安的氣氛籠罩了全國，學運正如火如荼地在各地展開，接受西方新思潮的年輕人投注於各種抗爭當中。當時年僅27歲的作者川本三郎任職於《朝日雜誌》，因為私下採訪嫌犯並湮滅證據而遭到逮捕。事發二十年後，川本三郎將當年發生的事情寫成《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一書，藉由筆下文字，放下心中桎梏已久的六零年代，與存在於那個時空的窒礙感。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是時代的見證，也是作者療癒內心的獨白。
（圖片來源／博客來網路書店）
 

1960　遙不可及的溫柔　　

作者川本三郎年輕時為《朝日雜誌》記者，現為日本文壇著名評論家。《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於1988年出版，為自傳色彩濃厚的一部作品，書中對日本1960年代的人事物有諸多細膩的描寫。日文書名意為過去的記錄（My Back Pages），書名已明白點出該書是以記憶書寫為主軸，台灣則是直到去（2011）年底才發行本書中譯本。

本書時代背景為二次大戰期間，戰後美日建立結盟關係，日本國內開始大量接觸西方新興思潮，同時也展開艱困的重建之路。六零年代越戰爆發，造成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日本在經濟快速發展之下，開始挑戰政治體制，青年學子因不願看到祖國處處受美國牽制，開始進行學運抗爭要求改革。

當時還是實習記者的川本三郎親眼目睹了全共鬥學運的發生。「全共鬥」是「全學共鬥會議」的簡稱，指的是日本1968、69年間各大學學生自然聚集而成的左派學運組織，其中又以日本第一學府東京大學的全共鬥引發的安田講堂事件最為轟動。安田講堂事件指的是1969年時，全共鬥成員為了抵制大學學費上漲與爭取校園民主化，學生於是占領東京大學的安田講堂，並與機動隊進行對峙。

1960年的日本隨處可見此類一觸即發的衝突，是個一點也不溫柔的時代。當時的年輕人聽爵士樂、披頭四、與鮑比艾倫來消除抗爭的疲憊感，在音樂中追求政治上無法獲得的自由。但一個時代之所以令人懷念，就在於共同追求的東西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落差，諷刺的是，人們從帶著頭盔，拿著棍棒的暴力學生中看見現實中的溫柔；在那些高喊反對暴力的當局中，卻只看見暴力。

東京大學校內的安田講堂由於學運抗爭而聲名大噪。（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從記者到罪犯

川本三郎的記者生涯進入第三年時，全共鬥浪潮已然退去，取而代之的是激進學運份子的武力行動。當時年輕氣盛的川本三郎在偶然的機會下，認識了一名自稱激進政治組織成員之一的K，進行了簡單的理念採訪後，便與K建立起互信關係。某日夜晚，K殺害埼玉縣朝霞基地的自衛官，並遭警方通緝。由於自衛隊為二次戰後日本國家軍事武裝部隊，對於日本來說茲事體大，因此事件一出便引起各地輿論撻伐。

但川本認為事發至今，《朝日雜誌》也必須負起部分「煽動」的責任。當時他堅持繼續採訪K，並邀請了新聞部社會線的記者T一同前往，K在兩人面前大方地秀出警衛臂章與褲子，交由川本保管，當作證明報導正確的物證。但就在出刊前夕，上層編輯認為這並不是政治犯事件，而是一般殺人事件，因而指示T報警，。對於究竟該不該報警，川本三郎與T意見相左，川本三郎因為堅持不透露K的身分，最後遭到逮捕，成為他一生難以抹滅的傷痛。

事發過後，川本三郎仍對此事久久無法釋懷，經過二十年的時光沉澱，他選擇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深入探討記者的職業道德與介入採訪方的程度深淺。記者界有保護消息來源與不對外洩漏採訪過程的職業倫理，同時記者為了取得情報，也必須與採訪對象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人便獲得越多情報。但如果受訪者有法律責任在身，記者不論舉發與否，都會面臨新聞倫理的掙扎。

正值血氣方剛的川本三郎基於對學運的熱愛，不自覺地從旁觀者越界而介入太深，甚至遭新聞業的前輩批評誤用記者的職業道德來保護犯罪行為，但川本認為身為記者，不應該拋棄受訪者，反而更應該堅守彼此的信任關係。事隔多年，他仍堅持當初不報警的選擇是對的，唯一後悔的是沒將K的採訪寫成報導，如此便能以更深入的層次來議論此事件，交由社會輿論反應來判斷是非。

面對當年不成熟的自己，川本三郎透過本書剖析自我內心，以客觀的角度企圖為這件青春往事做一了結，但自己心裡仍未有肯定的答案，只好將其化為現代式的問題留給讀者自行評斷。本書也可視為川本的自我心理療癒記錄，藉由筆下文字，將腦中影像轉化為語言，讓傷心往事隨之剝落，寫下「愛」過這個時代的證據。

採訪對象若是通緝中的嫌犯，究竟該繼續報導或報警？（圖片來源／奇摩電影） 
 

從我們主義到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