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悶的國片時代

記者 陳奕儒 文  2012/03/11

「幹你娘，電到現在才來。」陳松勇操著一口台語罵道，他一邊把燈罩拉開，一邊擔心著正在生產的太太。這是電影《悲情城市》的片頭，伴隨著殖民政府廣播的戰敗宣言，在黑暗中一盞燈光象徵著日本統治的結束，台灣人民對於回歸祖國的期待，雖然微弱但卻充滿希望。

《悲情城市》是侯孝賢在1989年導演的第十部電影，片中以草根人物的故事貫穿政權輪替後台灣的動盪時期，少了對歷史的批判，卻多了一份對時代的關懷。《悲情城市》在當年的義大利威尼斯影展獲得最佳影片「金獅獎」，讓台灣電影登上歷史高峰。

《悲情城市》剛好在解嚴時期上演，政治禁忌的內容吸引不少被壓抑
許久的台灣民眾。（圖片來源/google）
 

悲情國片

然而，《悲情城市》中的苦悶也代表著國片普遍的心情，叫好不叫座幾乎成為台灣電影的左右銘。《悲情城市》因為挾帶著國際影展的殊榮，加上題材禁忌、敏感，當時在全台票房衝出一億的好成績，然而這股氣勢並沒有順延下去，台灣電影依然缺少票房魅力，《悲情城市》發行隔年，台北市的電影院還曾經因為票房慘澹，關閉了早場跟午夜場次。雖然後來蔡明亮的《愛情萬歲》也同樣榮獲「金獅獎」，但票房仍然不理想，國片屢屢在國際舞台發光發亮，卻不受台灣觀眾歡迎，而國片也和藝術片劃上等號，抑或是票房毒藥的代名詞。

早期的國片因為政策的影響，內容經常和國軍有關，例如中國電影公司在1975年籌拍的《八百壯士》，就是典型的軍教宣傳片。當時除了軍教片，瓊瑤作品翻拍的愛情電影也受到許多觀眾歡迎，而紹氏武打片同樣蔚為風潮。台灣其實也有不少商業片，朱延平就是其中的代表。他曾經指導過《天生一對》、《新烏龍院》等賣座電影，雖然這幾年表現普通，但他當年確實幫助國片開出不少紅盤。由於老梗過於重覆，內容平庸又衝不出新意，商業片最終逐漸失去票房號召力。

 
今年上映的《新天生一對》雖然是舊片重拍，依舊衝出好成績。（圖片來源/google）
 

台灣新浪潮

於是，一群新生代導演希望扭轉電影的主題，將影片的角度轉回台灣土地，關心自己的家鄉、生活中的老百姓。在侯孝賢、楊德昌等新生代導演努力下，國片逐漸擺脫文藝愛情及功夫片的影子，此時期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畢的故事》等電影票房都很可觀，無疑壯大他們的信心，有別於早期台灣電影的昏亂，台灣新浪潮電影逐漸成形。由於1985年的港片《暫時停止呼吸》票房成功，讓台灣和香港的片商紛紛投入殭屍片的製作，短短不到一年就有近十部殭屍風格的電影。但在殭屍片橫行的年代，國片並沒有低頭，侯孝賢的《童年往事》和張毅的《我這樣過了一生》都在許多影展有所斬獲，讓台灣新電影開始在國際嶄露頭角。

《悲情城市》讓台灣新電影來到巔峰時期，但之後新電影卻開始走下坡，雖然電影品質仍然保持高水準，但藝術性和商業性卻無法契合，票房的好壞並不影響電影本身的藝術表現，但卻影響導演和片商的信心，新電影在1990年代後期漸漸沒落。除了票房低迷的影響，還參雜了不友善的政策環境等因素，1986年政府礙於美國施壓，新聞局被迫取消外片配額制度，從此好萊塢電影強勢進入台灣市場，稱霸台灣影壇至今。然而開放外片的同時，由於和業者談不攏，新聞局暫停國片輔導金發放措施，雖然另外由電影基金會資助優良創作者開拍影片，但這些政策無疑傷害國片的發展。

開放外片影響國片甚多，讓楊德昌在四十歲生日聚會時，發表《民國七十六年台灣電影宣言》，內容除了點出台灣電影發展困難，也痛批政府對台灣電影的政策，然而他也提到，台灣電影需要尋找新的方向：「如果1986年......是台灣新電影「脫胎換骨」的日子，......今天，我很感概地說那其實是『結束的開始』。」楊德昌在宣言中透露出台灣新電影將邁入尾聲，然而他也認為新浪潮的結束，卻會是「另一個電影時期的開始」。
 

遲來的票房

但「另一個時期」卻似乎是台灣電影的冰河時期，雖然國片在國外影展獲獎無數，國內票房卻始終無法有效成長。2003年國片在台北總票房只有七百多萬，連當時台北票房最差的好萊塢電影《怒海爭鋒》都有兩千多萬，國片票房幾乎完全凍結。《悲情城市》中，陳松勇飾演的林文雄，在片中涉及一場黑道糾紛，原本只有砍砍殺殺的台灣黑社會，碰上外來的手槍「碰!」一聲，文雄也只能一命嗚呼，而好萊塢入駐台灣也幾乎讓國片一命嗚呼，2000年後台灣電影市場基本上已經是好萊塢的天下。

由新銳導演林書宇執導的《九降風》，當年驚艷許多國內外影評人。（圖片來源/google）

不過，票房雖然不被看好，仍有不少電影中人不肯放棄，嘗試摸索出台灣電影的「另一個時期」，例如：從2000年《藍色大門》成功闖出一條青春路線，之後《盛夏光年》、《渺渺》、《九降風》依循著類似方向，也各自拚出不錯的成績。雖然許多人早就放棄台灣的電影市場，但誰能料到2008年魏德聖的《海角七號》會有近乎奇蹟的票房表現呢！而更沒想到這一個奇蹟般的現象，竟然炒熱台灣的國片的市場，間接鼓舞許多電影人和片商，票房一直延燒到去年《那些年　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翻滾吧！阿信》等國片。

侯孝賢曾說過，他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得平易簡單：「簡單到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邃。」他認為電影還是需要置入值得深思的想法，而現在的國片逐漸掌握票房的要領，但他們能繼續保持新浪潮的精神嗎？今（2012）年國片依舊勢蓄待發，但票房是否能繼續保持，仍然有待市場的考驗。無論結果如何，票房的起飛無疑鼓舞了悶了很久的台灣電影圈，套一句陳松勇在《悲情城市》的台詞：「幹你娘，『票房』到現在才來。」這大概是現在所有電影人的吶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