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啟示錄─小青

報導／ 陳貞儒  2007/12/16

「現在還有那麼多人是處男處女喔！」應邀到交大參加公民論談的小青，語出驚人，惹得台下聽眾發笑。交大電信所的學生柯志祥說：「第一次聽到這麼有趣的演講。」深受觀眾歡迎的小青，並未受過高等教育，而且擁有一份極具爭議的工作，有人稱之為性工作者，但更多人低蔑喚她為娼妓。

下海賣身救父

父親需要為數不小的保費方才能出獄，家中拮据的經濟狀況卻無力負擔，眼見弟妹年紀尚小，母親又重聽無法找到好工作，身為長女的小青，毅然決然休學，打算外出工作，扛起家中生計。為了要迅速籌措金錢，未成年的她只好賣身，在北投從事非法的性交易，直到成年才轉往公娼館。

政府廢娼 走上街頭

1997年一月二十一日，台北市議員質詢陳水扁市長公娼館包闢私娼的情形，陳水扁當場宣布不再發放妓女證，並著手準備廢娼。此案迅速的於同年七月底三讀通過，並於九月四日正式公告廢止「台北市管理娼妓辦法」，也就是廢娼。沒有看到任何配套措施，也沒有任何緩衝的時間，令所有人都倍感意外。

「本來做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就被說這不合法。」小青無奈的說著，為了對抗政府，公娼自發組織起公娼自救會，要靠自己爭取合法的工作權。但面臨台北市政府的強硬態度，不斷宣告著廢娼勢在必行，自救會只好轉而訴求給予緩衝時間，讓她們不必一夕失業。

公娼們走上街頭拉布條抗爭，這是台灣史上頭一遭，她們不僅挑戰當紅政治強權，更是挖出了台灣社會從不願多談的性道德問題，引起社會相當大的關住，公娼頓時成為媒體追隨的焦點。「那時候幾乎都是我和官秀琴出去座談，但有媒體要拍照時，我都不敢給人家拍，因為我大女兒還在讀國小。」害怕自己的露面會讓女兒在學校的處境難堪，小青選擇退到鎂光燈之後默默付出，與公娼自救會會長官秀琴攜手向外界發出不平的吶喊。

歷經數月的陳情與抗爭，也得到女工團結生產線、粉領聯盟、綠黨女性支黨部等團體的聲援，隨著北市政府的更權更替，1999年一月二十五日市府公告緩衝兩年，公娼自救會終於抗爭成功。「沒想到段宜康和李建昌議員又拿緩衝期來做秀，官秀琴氣不過，就吃安眠藥自殺。」小青說，部分台北市議員以該項辦法不符合民意及法律程序為由，拖延復娼的時間，官秀琴以及另一位公娼服用安眠藥自殺未遂，希望以死來向社會發出不平的吶喊，才迫使議會盡速通過緩衝方案。

「是這個社會逼良為娼」小青無奈的攤了攤手，當初她也想過要轉業，曾到社會局以及勞工局求助，希望政府能夠輔導她就業，找工作之時才發現許多職務都要求電腦使用技能，未曾與資訊社會接軌的小青，自然不符合條件，最後只能找到一個低薪資的工作。

 小青是家中唯一的經濟支柱，不僅每個月得償還房貸，還得養母親以及兩個女兒。強大的經濟壓力，迫使小青同時兼任三份差事，除了勞工局所介紹的工作之外，還在日日春協會擔任輔導員，到了周末仍不得閒，得到菜市場叫賣水餃。辛苦工作換得的錢，仍無力負擔全家的生活開支，小青質問政府：「想要逼娼為良，但我每個月入不敷出怎麼辦？」現實的無奈讓小青她選擇舊業，回頭當起非法的私娼。

由公娼轉為私娼

比較公娼和私娼的差異，「有的時候接完客，客人就不付錢，威脅我說，如果我要錢的話他就要去跟警察檢舉。」小青感嘆著，她說過去當公娼時，都會按規定戴保險套，工作場所會定期消毒，娼妓也必須要定期接受清潔檢查，當私娼之後，這些規矩根本沒有辦法持續，除了客人不願付錢之外，也時常遭到要脅恐嚇，甚至有客人堅決不戴保險套。私娼的非法成了她們的把柄，使得她們無法說不，只得任命遭受他人擺佈。

「我不偷不搶，靠我的勞力賺錢，憑什麼說我這樣不行」小青激動的說著。早期人們視娼妓為偏差行為，更甚至是犯罪者，近代則有人認為其是受害者，但不管時代怎麼變遷，人們總是以異樣的眼光看待性，以及性工作者。性的私密以及親密性，使得公開或頻繁的性行為不被允許，而以「性」賺取金錢的行業，更成為眾矢之的。紀慧文在《十二個上班小姐的生涯故事》中這麼描寫社會大眾眼中的娼妓：「成了一群自甘墮落的、愛慕虛榮的、有不正常價值觀的女性。」

背負經濟壓力 無一技之長

違背社會倫理道德換來汙名化的下場，但正是這整個社會結構引領她們走向娼妓一途。台北市社會局86年的公娼關懷訪問報告中，統計公娼們往後的工作打算，僅有不到10%的公娼打算轉業，而近七成的人打算繼續從事性工作，社會局分析公娼不願轉業的原因，除了教育程度偏低，無其它專長或技能之外，每位公娼幾乎都像小 青一樣，除了自己要養，還必須擔負數位親人的生計，從娼者面臨的是立即而現實的經濟壓力，這些壓力並非從事一份正當工作，領取最低薪資就能解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