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愛之名　擦去同志的眼淚

記者 鄭青青 文  2014/11/30

《永不拭淚三部曲》分別為〈相遇〉、〈陪伴〉和〈分離〉，是由瑞典作家喬納斯‧嘉德爾（Jonas Gardell）所撰寫的同志文學，書中描寫八○年代的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裡，幾個從窮鄉僻壤來到大城市的男同志，歷經出櫃、做愛、生病、死亡。在尋常的同志情節中，作者以特殊的敘事手法和極具渲染力的筆觸，撰寫出大時代下不尋常的愛情故事。

《永不拭淚三部曲》系列由聶永真設計封面，以透明霓彩書衣象徵有色眼鏡，
唯有退去書衣才能看見書皮本身的顏色與材質。
（照片來源／鄭青青攝）
 

出櫃　同性戀的救贖

美國同性戀運動人士哈維‧米克曾說過"If a bullet should enter my brain, let that bullet destroy every closet door."（如果子彈應該進入我的腦袋，讓這些子彈破壞每一扇櫃子的門）鼓勵同志勇敢出櫃。然而，書中兩位男主角拉斯穆斯與班傑明在不同的成長背景下，遭遇到了同樣的難題：在一個保守的年代，怎麼去坦承自己身為同性戀的事實。

拉斯穆斯從小住在鄉下科彭鎮，鎮上的人對同性戀嗤之以鼻。作者以森林裡的白色麋鹿比擬為同性戀，當拉斯穆斯看著那頭麋鹿時深受吸引，但是父親卻告訴他這種麋鹿無法增加群體的生命
力，是「腐敗的劣種」、「錯誤的產物」。在封閉保守的社會環境下，拉斯穆斯顯得格格不入，矛盾痛苦地活了十八年。

而班傑明生長在虔誠的基督教家庭，從小奉行著聖經與教會規範生活，卻在一次傳教時被問到：「你知道自己是同性戀吧？」之後，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轉變。作者藉由同性戀加上宗教的敏感議題，道出與信仰背道而馳的愛情觀，迫使他站在人生的交叉口，即使渴望向前卻又躊躇不安。

喬納斯‧嘉德爾用了大篇幅鋪陳兩人內心的掙扎，還有最後毅然決然地向家人出櫃的過程，將矛盾與煎熬的心情描寫得絲絲入扣。「身為同性戀，想要得到救贖，就必須出櫃！」在大聲說出「我是同性戀！」後，兩位男主角少了徬徨、多了坦然，縱使他們沒有獲得家人的認同，反而更顯得他們追求愛情的義無反顧。

小說也改編拍攝成影集【戴上手套擦眼淚】，
片中兩位主角上演親密戲碼。（照片來源／The Telegraph）
 

同志的悲劇　愛滋與死亡

瑞典政府在二○○九年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是世界第七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但喬納斯．嘉德爾以寫實卻極致強烈的用語，帶領讀者看見三十年前的社會對同性戀的歧視與壓抑。八○年代，愛滋病開始蔓延，作者形容這是一種「針對死娘砲的絕症」，當時的大眾媒體稱之為
「天譴」，宗教人士則認為愛滋病使同性戀覺醒，是一項「福音」，甚至是醫生都能公然地表達歧視，要求隔離這群禍害。

作者將愛滋病作為一個強而有力的轉折，在此之前談的是同志內心對於出櫃的掙扎，但在他們以為準備好足以面對社會眼光之後，他們擁有的不是幸福的未來，而是另一個考驗帶來的恐懼與死亡。

如同大多數的同志文學或電影，《永不拭淚》的結局亦是悲劇收尾。在故事中的七位要角，有五位紛紛感染、發病、死亡，其中包括了主角拉斯穆斯。同樣都死於愛滋病，五個人面對的態度卻很不一樣，有人苟延殘喘最後毫無尊嚴的死去，有人決定自我了斷，將生命留在最絢爛的一刻。無論是以什麼方式結束生命，都看得出不同層次的悲哀和絕望。

然而，為了讓死者是一個令人哀悼的異性戀，而非活該早逝的同性戀，即使他一生為了身為同性戀而活，在喪禮上家屬仍會絕口不提。故事中令人悲慟的一段是班傑明陪著拉斯穆斯走過生命最後痛苦的歲月，但卻被拉斯穆斯的父母阻止參加他的葬禮。由此可見社會對同志的歧視，剝奪了他們在對方生命中留下名分的權利，為同志悲劇再狠狠刻下一筆。

在八○年代，愛滋病肆虐，許多同志難逃疾病的摧殘。（照片來源／Timeout）
 

文字　刻劃寫實與人心

身為同志的喬納斯．嘉德爾，毫不避諱地揭示同志糟糕的性行為、淫亂的交易、面對疾病的退縮，並形容這一群人是死娘砲。當他這樣再現同志的行為時，他正是要不斷的透過文字去加深同志人性渴望與寫實的一面，而不是假道學地說同志其實不是大家所想像的、他們是很純潔的。

他引導讀者一步步接近同志的真實生活與遭遇，再帶領讀者看見同志間互相扶持的真愛，前後之間落差帶來的衝擊與震撼，正如他所想表達的：「就像一面高舉的鏡子，迫使現在的人們重新反省平等、自由與愛情的真義。」

另外，作者的寫作方式顛覆一般小說的敘事結構，時空轉換頻繁，再加上角色更換也都無明顯分界，閱讀上不免難以跟上作者的腳步。但是透過大量的前後呼應將故事中的每一個事件串連在一起，角色內心的獨白一句句交織在故事情節中，並不斷反覆使用相同的句子，例如：在描寫萊恩死去的段落中，不斷使用「孑然一身」來形容，或是班傑明的告白：「我希望在我的生命裡，能愛上一個愛我的人。」在書中反覆出現。就像是歌曲中的副歌一遍一遍的重複，將情感層層堆疊，直搗人心，是相當具有渲染能力的敘事手法。
 

時代在改變　真愛不渝

同志故事推演至今，社會觀感的轉變顯而易見。從一九七一年第一次同志遊行，僅僅十六個人來到斯德哥爾摩為同志權益發聲，到故事結尾，二○一二年的同志驕傲大遊行，就像一場嘉年華般，有將近五十萬人走上街頭。

對比從前同性戀被歧視與壓抑，現在同志們勇敢站出來，遊行人數上看五十萬。
（照片來源／Darius Blog）

波愛修斯（Boethius）曾說＂Who would give a law to lovers? Love is unto itself a
higher law.＂（誰能對愛來加諸法規？愛本質上就是一種高於規範的主宰。）作者以《永不拭淚》一書帶領世人深刻的省思，也藉由社會的轉變，見證了同性間的愛能過跨越時代的障礙，雋永而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