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啟原 傾心血 用影像記錄客家文史

王俐文  2010/05/27

　　一縷白煙裊裊而升，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將一壺熱呼呼的東方美人茶倒入杯中。彭啟原解釋說他不喝酒，所以茶點就是他平常會友的飲料。這間小小的工作室整理成兩半，一邊擺放設著茶具的矮桌和藤椅，以溫軟的木頭色調輕輕圍繞；另一頭的牆壁則是井然有序的資料，和堆著疊疊文件的電腦桌宣告著主人的細心。

苦讀之外　找到一個新奇世界

　　彭啟原是桃園楊梅的客家人，父母親、祖父母和兄弟姊妹都會講流利的客語。指著牆壁上老家的照片，彭啟原說，當時能住這樣的房子還算優渥，所以小時候對於客家人並沒有所謂「刻苦耐勞」的感覺，對於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多是長大後才聽說的。但是這種「很不客家」的記憶在彭啟原十六歲時因為父親過世而斷裂，雖然家裡還有一些積蓄，但獨力撫養兒女的母親頗感壓力，自然會對兒女有更高的期待。然而，生前喜愛攝影的父親留下了一台相機，讓從小對影像有興趣的彭啟原在苦讀以外，找到了一個新奇的世界。

　　新竹中學在六〇年代的校長是倡導全方位學風的辛志平，他不畏升學的潮流，鼓勵學生各項能力的培養，一時之間竹中的格局宛若大學。順著這股風氣，彭啟原住宿學校時瞞著母親，把那台舊相機帶到學校並加入攝影社。說到這裡，彭啟原不好意思地搔搔頭，因為當時不喜歡念書，甚至還瘋攝影玩到被留級一年； 幸好最後考上文化大學影劇系，媽媽還高興到送給他一台全新的的相機。彭啟原認真地說，這個經驗讓他懂得給兒女一些選擇的空間，不斤斤計較孩子的成績，所以他也不要求師大附中畢業的兒子念所謂的名校，讓他依興趣就讀實踐大學平面媒體設計研究所。

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精力充沛，講到自己最愛的影像就手舞蹈。(攝影/王俐文)

大學四年　全靠自修累積攝影功力

　　自從高中迷上攝影以後，彭啟原就堅信做影像是他這一生的志顱，但是當年相關資源匱乏，學習管道和出路都不是很好，連高中時攝影社的指導老師也是喜愛攝影的化學老師兼職。其實彭啟原填文化大學影劇系也是有點糊裡糊塗，一方面因為成績的束縛進不了最想念的新聞系， 一方面看到 「影」這個充滿吸引力的字，就誤以為影劇系會接觸很多影像。就讀後他才發現，文化影劇的資源、設備不好，而且對於影像的涉獵不比舞台劇， 一天到晚 「To be or not to be」地排練莎士比亞作品，所以大學四年的攝影技術，除了比較專業的film(底片)概念，幾乎都是彭啟原靠經驗和練習累積出來的。講到興奮處，彭啟原從藤椅跳起來，從架上翻出一本又一本的舊相簿，裡面全是年輕時用功的結晶。

　　看著從前爸爸和自己拍的相片，彭啟原講起當年接觸錄影的點點滴滴。古早的器材笨重，所以那個年頭的攝影師都很健壯。除了硬體的不便，當時的剪接術也很麻煩，剪錯又要從頭弄一次，常讓彭啟原有 「To be or not to be」的掙扎，但結果往往只能懊悔撞牆，然後咬牙再做一次。「現在數位化後，喜歡攝影的人真的很幸運。」退伍後的彭啟原面臨器物和技術的革新，從前他學性質的底片改成了物理性質的磁帶。身為台灣少數從自ENG(Electric News Gathering，早期的DV) 年代做到現在數位化設備的行家，彭啟原對於廉價輕便的器材卻沒有安全感，就連近幾年的紀錄片作品也是用傳統的磁帶拍攝。不過美學的概念、內容的意義是不會消失的。聊到最拿手的影像，彭啟原有些得意，「我應該去大傳系開個講座，叫做『傳播歷史』，哈哈。」

做紀錄片　感受影像生命力

　　彭啟原最初以拍攝結婚錄影為業，「很累但是好賺」 。當時一部影片就可獲利八千元， 彭啟原擔任攝影，和扛器材、打燈光的兩個搭檔做了幾年，成果還算豐碩。民國七十年初業界流行受託拍攝工商簡介給經銷商看，一部10分鐘的影只大概就有一百萬的收入，可是彭啟原卻覺得少了些甚麼。「因為對於影像有興趣，我就會care拍攝出來的影像有沒有生命力。可是工商簡介是非常沒有生命的，老闆要甚麼我就拍甚麼，拍到後來會很煩。結婚錄影還比較好玩、比較有生命力。」

　　在甚麼樣的巧合，彭啟原踏入了客家紀錄片的領域呢？彭啟原表示，那個年頭根本沒有紀錄片這個名詞，只是因為對於影像的熱忱，他捉住了廣電基金 (現在的公視頻道) 給予的機會。當時在製作文化景點導覽的影片，有一個叫做「鄉聲曲韻」的主題，要結集中國各族像是閩、客、陝西等文化的傳統歌謠，彭啟原就這樣通過徵選，負責「客家風情畫」這個節目。「山歌放出來的時候有風景，還有旁白介紹。這個就有趣多啦，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鏡頭，蠻好玩的。」彭啟原又翻箱倒櫃，秀出一本泛黃的逐字稿，密密麻麻的筆記滿溢到表格外。開始在自己的影像中即受到生命力，彭啟原就和同事腦力激盪，選了十幾個客家文化的題材擬成一份企畫書，興致勃勃地送到廣電基金，自此他就投身客家紀錄片的製作。 每開啟一個話題，彭啟原就從工作室的各個角落挖出自己的經驗，慷慨地秀出來。電腦桌已被成堆的資料淹沒，彭啟原卻未顯疲憊。一聽到問題，一嗅到不解的氣氛，馬上又一躍而起，把整櫃的回憶傾倒出來。或許就是這股幹勁和客家人的勤快，彭啟原才能在影像世界投注畢生心血吧。

堆滿層層資料夾的牆壁，鉅細靡遺地保留彭啟原和影像的回憶。(攝影/王俐文)

《新瓦屋再造》  故事還沒講完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初，客家紀錄片導演彭啟原來到國立交通大學，為客家文化學院的學生演講，分享他身為一個客家人和一個媒體人，如何在不同的期待中以冷靜、獨立思考的能力忠實呈現故事。

　　彭啟原說：「攝影機就像一把槍」，當初因為好奇進入芎林紙寮窩時，沒有想過這幽靜的小地方會在曝光後出現這麼多的問題。三年斷斷續續的拍攝期間，紙寮窩的老人家為了幫這個萍水相逢的導演，甚至在彭啟原不知道的情況下組織起來，重建「傳老亭」這個傳統造紙手藝空間；研究紙料的學者相繼進入，紙寮窩的歷史該不該由博物館保存成了爭議；村里的年輕人以文化導覽，開發紙寮窩的觀光資源......諸多衝擊接踵而至，原本只是單純的紀錄，卻加速了社區營造，大大改變它的原始風貌。

　　《新瓦屋再造》算是最讓彭啟原傷腦筋的一部作品，當時因應高鐵計畫，六家新瓦屋在眾人的努力下雖然逃過被拆除的命運，成為客家文化保留區，可是這個過程是非常倉促且粗糙的。《新瓦屋再造》就是在觀察公部門如何將新瓦屋建造成 一個「活的」保留區。四年的拍攝，讓彭啟原夾在政府與當地民眾之間，漸漸從觀察者變成介入者，也開始思考自己身為一個紀錄片工作者，該如何自我定位。彭啟原本來想要以這支影片讓新瓦屋聚落的居民回憶這個消失的家園， 並讓新居者了解這個地方的歷史與文化。但是因應官方的要求，《新瓦屋再造》中許多民眾表達不同意見的畫面被彭啟原親手剪去。抓著不同版本的《新瓦屋再造》影片，彭啟原說，他真正想講的故事會保存下來，靜靜等待可以發表的那一天。

彭啟原在楊梅老厝的照片，這間屋子有百年歷史，現已拆除。（提供／彭啟原）

帶領莘莘學子  擔任工作坊講師

　　彭啟原最近在帶領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的學生用影像紀錄文史。問及教學經驗，彭啟原謙稱自己不過是個學士，嚴格來說沒有教師的資格。 多年前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曾請他去修一個碩士學位，順便兼任教師。但彭啟原調 皮地說：「那邊上一堂課給八百塊，一個禮拜也只給我四節課，我一場演講就三千多塊了，划不來哈哈!」但他後來還是應邀擔任紀錄片工作坊的講師。

　　「帶那十堂課還蠻輝煌的，我們還參加客家電視台《1394打戲路》的紀錄片比賽。」彭啟原表示，他不太可能進入學術的運作，除非學校願意打破傳統的觀念，例如用沒有學分的方式辦講座或是工作坊。他說，他很樂意帶領史地相關科系的學生，用影像記錄歷史甚至寫論文，因為人文素養能夠更深切地詮釋影像。彭啟原說，這樣的經歷讓他覺得有責任寫一本關於影像史學的書，讓學子和 後世對於台灣影像的發展史有所感動。